格雷萨·马谢尔虽然贵为开国总统的夫人，但她绝不是依附男人的小女人。她曾对别人大声呵斥：“我不是萨莫拉的妻子，我就是我。”
格雷萨·马谢尔，是一位非洲黑人妇女。
我好奇她的长相。
按说我是个不大关心相貌的人，既不关心自己的，也不关心别人的。可能是当医生太久的缘故，我看人面容，主要在意他是否健康。至于长相嘛，男人的相貌不要呈阴险歹毒状，女人不要太显狰狞凄苦形，就好。
年长之后，在社会氛围的胁迫下，才开始学着评价人的相貌，基本上是宽以待人加上宽以律己。不好意思的是，我常常忘了此事，既不对人也不对己，整个是个“貌盲”（原谅我生造出“貌盲”这个词，好在不难懂）。不过这世界越来越强调相貌了——概因节奏越来越快，一日碰见，也许终生不再相逢。人人都想凭着来自容貌、衣履等第一印象，为快速审世度人多个参考值。
格雷萨·马谢尔已经不年轻了。她于194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今年，也就是2015年过后，就满70岁了。咱们还是从她青春年少时说起。20世纪60年代，她与莫桑比克农民领袖萨莫拉邂逅，成为一名为自由而战的女战士。1975年，格雷萨29岁时，与萨莫拉正式结婚。萨莫拉领导了莫桑比克的独立，成为总统。他的新婚妻子格雷萨当上了文化和教育部长。莫桑比克当时是非洲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两年之内，格雷萨·马谢尔提高了学龄儿童的就学率，降低了文盲率。1986年，她的丈夫，莫桑比克的总统萨莫拉，死于一场诡谲的空难，格雷萨差点儿崩溃。当时尚在狱中的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发来了吊唁函。格雷萨在回信中说道：“是你在我最悲伤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丝安慰。”
这基本上是外交辞令。远方的一丝安慰，挽救不了格雷萨呼天抢地的悲怆。在葬礼上，她俯身趴在丈夫的灵柩上，悲痛得几近昏厥。
此后五年，格雷萨·马谢尔基本上被击垮了，永远穿黑色的衣服。1991年，在12岁的儿子的鼓励下，她才重新振作起来，创立了一个关注贫困问题的基金会。她再一次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1995年，为了表彰她为保护难民营儿童权利所做的工作，联合国把具有重要影响的南森奖章授给她。
由于工作成绩斐然，1996年，莫桑比克外交部推荐她进入联合国工作，有呼声推举她同安南一道竞选联合国秘书长。直率的格雷萨认为联合国并不能制止和处理世界各地发生的战争，“那里只有政治，我去那儿能干什么？”后来，便是我们熟知的科菲·安南担当了这个要职。
马谢尔的回答当然是无懈可击的，但在这个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之外，还有她的私心。那时的她，已经预备充当一个新的角色。这个新角色既和政治有关，也和她自己的一生幸福有关。她说过：“人这一辈子只活一次，我想尽可能地和他待在一起。”想想看，如果格雷萨·马谢尔担当了联合国的女秘书长，肯定会义无反顾和奋不顾身，就不能和那个“他”长相厮守。
这个让格雷萨放下自己政治抱负的“他”，究竟是谁？他居然有如此不可抗拒的魔力，让曾经贵为莫桑比克第一夫人的格雷萨为之奉献和倾倒？
这个“他”，就是曼德拉。当时，格雷萨即将成为曼德拉的第三任妻子。
参观曼德拉的故居，是南非旅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走进黑人聚居区索韦托。
这就是著名的“蹲区”。白人导游艾文介绍说。
何谓“蹲区”？我不解，一时想到的竟是厕所的蹲位。
艾文说，这里是索韦托的外围，也可以说是索韦托最真实的面貌。它们在英文里叫作“SquatterCamp”，意思是“蹲区”。房子都是用铁皮、木板和硬纸板拼搭起来的，破烂不堪不说，而且极矮，人们只能弓着腰蹲居在里面。在那里出生的婴孩，每四人中就有一名是艾滋病携带者。
蹲区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巨大的垃圾场。堆积如山的垃圾，像一张张污脏的丑脸。密密麻麻的铁皮纸皮小屋，像穷困潦倒的牙，从垃圾中顽强地冒出来。臭水四处横流，苍蝇成团，像乌云笼罩。几乎所有的人手，无论长幼，不是去挥赶满头满脸粘附的苍蝇，而是毫不迟疑地伸向路过的人，要求施舍。那些手在我眼前，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手背很黑，手心是柔软的黄红色，在手心和手背的交界处，有显著的分界线，好像比目鱼的背和腹部。他们说：“我们很穷，能否给一点儿东西？或……美元？兰特？”
面对近在咫尺的哀情，我忍不住要掏钱包。
艾文低声但是很有力地说，请不要这样。
艾文的白人肤色，让我在那一瞬，甚至想到他是不是对黑人有所漠视。
艾文悄声说，我不是阻止您的仁慈。要知道，您给了一个人钱物，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咱们有可能无法离开蹲区。别忘了，今天要到维拉卡斯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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