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贵留下几百文钱，让弟弟和妹妹在村里买点米和肉等，自己则雇船渡过黄浦江，到魔都县城去。
在城门处交了几文铜钱，赵大贵就顺利进入魔都县城，就奔一处商铺最多的繁华大街而去。
找到一家卖糖的小店铺，一问价格，粗糖每斤56文，红糖每斤60文，白精糖每斤85文，冰糖每斤120文，这算是零售价格了。
可以看出，白精糖的价格比粗糖贵了五成以上。
（知了注：这其实是1850年英国租界的土糖价格资料，1843年的价格应该跟这个相差不大）
糖属于薄利多销的大宗货物，批发价格应该比零售价格下浮百分之十到二十，但几乎不可能下浮百分之二十以上。
银元和铜钱的汇兑比例，在清朝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两银子换制钱一千文左右，但是在鸦片战争后经济受到冲击，银贵钱贱，一两银子能换一千六百文左右的制钱。
再考虑到这时候的白银和西班牙银元的汇率为一两银子兑换1.558银元，通常可以认为在1843年年底，一两白银可以换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一元银元换一千文左右的制钱。
（知了注：清朝这一时期的银铜汇率非常复杂，经常在变换，而且铜钱又分为制钱和大钱，如一两银子可以换一千六百文左右制钱，但可能只换一千到一千二百文大钱。
这还是1843年道光时期的价格，到了1850年咸丰年代的时候，一两银子可以换两千二百文到两千四百文的制钱；一元银元能换一千五六百文的制钱。
为了方便，这里的铜钱都按制钱算，这样一来一两银子等于1.558元银元，约合一千六百文制钱；一元银元相当于一千文制钱，以后不再赘述。）
银铜比价的这种变化，导致了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如雍正时期一两银子换一千文制钱，一千文制钱重八斤十二两，其中含铜四斤六两；
鸦片战争期间云南等地的铜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又多用来铸炮，使得铜价在战后飞腾，一两银子只能换三四斤铜（或者更少）；
而一两银子购得的制钱熔铸炼铜却能得到六斤九两左右的铜，也就是毁钱制铜有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利润，有很多大户暗地里毁钱铸铜，谋取暴利的。
（知了注：实际上这只计算毁钱铸铜，得到原料铜的利润；如果将毁钱得到的铜用来铸造铜器，收益还能涨三四倍）
铜钱所含的原材料铜价格比起额面价格高出两倍，面粉价格比面包贵了数倍，鸦片战争后的清朝经济畸形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汇率这样高大上的问题跟赵大贵关系不大，他只是在心里骂一声这时代的官府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后，就将它放下，不再理会。
赵大贵不愿意只问一家，便顺着大街问了多家商铺，这价格都差不多，没什么太大变化。
到了姚家弄的一家店铺后，赵大贵就有意停下脚步，跟店铺老板仔细询问土糖价格，一边不厌其烦地砍价。
“大贵，你怎么在这里？”突然，有人从后面叫起大贵，还过来拍他肩膀。
“哦，子豪兄，真是巧啊，还能在这里能碰到你。”赵大贵不动声色地抱拳说道。
“哈哈，这家店铺就是我家的，你不知道吧。”来人很年轻，约有二十多岁，穿着一件靛蓝色的长袍，很高兴地说道。
“原来如此，那还真是巧了。”赵大贵也跟着呵呵一笑。
来人姓陈名子豪，也是这魔都县的生员之一，也就是俗称的童生。
老赵家几年前还有点家底，原主也到县学里读过几年书，且一所县学里也只有四五十人，所有童生多少都认识，因此原主跟这陈子豪比较熟悉，关系也不算很差。
这陈子豪家境比赵大贵家好一些，在城里开着一间杂货铺，其中犹以土糖为多；这件店铺原主并没实际来过，但也听说过大体在哪里。
赵大贵继承了原主的部分记忆，便觉得这陈子豪家的可供利用，便有意到这家店铺，到了之后又一直磨蹭，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等到陈子豪到来。
当然，就算没有陈子豪和陈家，赵大贵的赚钱大计照样能施展下去，只是要麻烦一些就是了。
如此说来，这店铺的掌柜就是陈子豪的父亲了，赵大贵以见长辈的礼节拜见，倒让这老陈大为高兴。
“你来买糖是吗，让我送你几斤好了。”陈子豪好不容易在自家店铺遇到同窗，便拍胸脯装大方，开口就要送东西。
边上的老陈脸色一变，刚想发话，赵大贵就立即摇头说道：“哦，如果是一斤两斤的，我麻烦你也没问题，但我这次想买的糖多了一些，就不能让你家破费了。”
“哦，你想买多少糖？”陈子豪好奇地问道。
“我想买八两左右的土糖，只是我这里有个要求，就是要买最便宜的粗糖，价格越便宜，量越大越好。”赵大贵将怀中的银子拿出来，给老陈和小陈看。
八两银子相当于一万九千二百文铜钱，买粗糖能买三百四十三斤斤，当然因为这量大，价格必然要便宜一些，总量还要多一些。
“怎么会买这么多，我记得你家也不是很富裕啊。”陈子豪见状不由得一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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