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找到了
幕僚们没有说错，很多堂勇实际就是隐藏身份的袍哥。见知州久不露面，其中一人给佘英悄悄咬耳朵，当然用的都是暗语：“大爷，水涨了！”
水涨了，就是事泄了。等杨兆龙拿定主意，下决心要将佘英扣下时，佘英已经在堂勇们的掩护下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明知事泄的情况下，熊克武被迫做出临时调整，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孰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官府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后对客店进行大肆搜查。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难以形成呼应，在泸州发动起义失去了可能。
虽然第一枪哑了火，但熊克武并没有放弃起义计划，他转而启动后备方案，组织革命党人分路奔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一旦起义成功，影响也更大，而从情报上看，11月14日那天晚上，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会府”。
会府又称万寿宫，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并不是要向傀儡皇帝问好，而是为了给掌握朝廷实权的太后祝寿。这样就更没人敢缺席了，要想将成都的大小官员一网打尽，这是最好的时机。
按照计划，泸州起义的主力以袍哥为主，成都起义的主力则是新军。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无力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根据清廷的安排，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清廷编练新军的部分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也差不多，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可是对革命党来说，比之于守旧的绿营八旗，这些洋化的新军更容易进行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反过来成了同盟会的秘密武装力量。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再到正规新军，都隐蔽着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也不在少数，仅泸州就将调去三千人，早已集结于成都的会众更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泸州一幕竟然再次在成都上演：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段比泸州知州杨兆龙更为老辣凶狠。新军和弁目队里的内线全部暴露，不是当场牺牲就是遭到通缉，熊克武、佘英等人还被列入了重点通缉的首要人犯名单。
泸州、成都起义相继失败后，熊克武又在叙府（今宜宾市）策动起义，然而这次同样没能摆脱失败的怪圈，而且仍是被官府抢到先手，随之使整个行动胎死腹中。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个泉眼的痕迹也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把渔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竭力想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从三次起义的策划阶段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赛龙舟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时机都把握得不错，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需要检讨的是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已退居幕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和新军的地下人员。
熊克武猛一击掌，症结找到了！
同盟会在新军里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落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终于可以勾勒出来了。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袍哥走漏消息后，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根本难以占到上风，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熊克武等人变得豁然开朗，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是得靠自己。
起义失败的教训提醒大家，武器非常关键，也就是说手里一定得有枪杆子，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可靠而又强大的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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