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股票
广州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株连九族的危险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
广州居民不仅没有向官府告密，相反还向潜逃中的革命者伸出了援手。正是在他们的收留和掩护下，熊克武最终脱离了险境。不过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国际社会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各国领事一看履历，喻培伦等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在广州牺牲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社会精英和热血青年。伴随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将武汉三镇全部予以控制。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如湖北民军称鄂军，江苏民军称苏军，浙江民军称浙军。
只是在有关于民军的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川军的影子，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过一切都还来得及，武昌起义前，熊克武正在陕西，准备在当地策动起义。得知武昌起义爆发，他马上赶到武昌，与黄兴等人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清军进逼武昌，他又奉命前往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起到间接援助武昌的作用。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都已云集上海，得知熊克武的来意，大家都有些急不可耐：“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京还远得很。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袖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熊克武觉得这是个办法，于是点头同意，尔后众人趁热打铁，一致推举他站出来牵头组建蜀军。
涉及组建军队，最让人头疼的不是兵员，而是军饷，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于是有人建议向川汉铁路公司借款。
川汉铁路公司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这是一家民营铁路公司，正是因为清廷试图将其收归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买了一些股票，如今多数已成了没什么用的垃圾股，只有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做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正好都住在上海，向川汉铁路公司借款，其实就是说向这两名商董借股票。熊克武听后，认为也只好如此。
可是借股票说的容易，做起来却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两名商董始终不肯出借。
“兰格志”股票成了上海滩的唐僧肉，谁知道了都想上来咬一口。在武昌起义中，原清军将领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在武昌之役中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位黄某是四川人，晓得“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也是一番托词。黄某眨巴眨巴眼睛，唰地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两位商董被吓得脸色发白，只得同意就出借股票一事开会表决。
开会那天，黄某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表决结果尚未出台，他就不由分说地将主持会议的商董关进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其他人见势不妙，便一齐到沪军府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后，随手便塞给来人一排新兵。告状者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来求助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子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派参谋王子骞前去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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