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政府
保路同志军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依样画瓢，自己也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名为“大汉公”，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大汉公”的牌子被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从此以后，尹昌衡便挨个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尹昌衡每到一处地方，袍哥都要给他披一道红，以至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出去拜客。也就是说，尹昌衡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似的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他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拥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都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称要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过于久远，谁也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成都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蹬花靴的，还有的干脆就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此举在令人瞪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除了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还有重庆的“蜀军政府”。成都政府内多为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以革命党人占多数，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宣布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及其他军队，也都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
蔡锷一打一拉，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对重庆政府加以肯定，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助重庆政府“讨伐”成都政府。
蔡锷的话是说得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当时都到了畏滇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重庆政府专门派人跟滇军拟订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而且所过之处，居然是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都一样对待，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四川人认为，滇军所谓援川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实为侵川。尤其让成都政府不能容忍的是，滇军还占领川南的自贡盐场，对盐场的盐税大肆截取。
自贡的盐税是成都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滇军抢去盐税，无异于要了成都政府的半条命。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摆出了不惜与滇军火并的姿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蔡锷才对四川的两个政府采取了一拉一打、分而治之的对策。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罢了。
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个著名术语叫作“鲇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鲇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骄悍的鲇鱼。
蔡锷主政云南，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的时期。力量对比摆在那里，川军同室相煎的结果必然是唇亡齿寒，被鲇鱼给逐一吃掉，当然如果他们要跟滇军来硬的，也只会输到一干二净。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将滇军这尊神平平安安送走。无奈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日子正过得滋润，岂肯轻易退出。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西南方面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鲇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实际是想一箭双雕，将其从境内支走，为此他们答应全额负担滇军北伐的经费，并且预先支付三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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