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李斯有些看不懂赵丹，他越是跟着赵丹，越感觉自己就是这个赵丹的棋子。赵丹这个人很懂权谋之术，不光如此还心智过人，不然也不会有刚才赵丹对于他这些人的分析呢？
赵丹知道这个毛遂一定会来？为何呢？只要他想发挥自己的才华，首先就得有足够的能力，有了足够的付出结果自然也是就明显的多呢？
此刻的赵丹心里暗想毛遂啊毛遂，如果你是一个人才寡人对于你可以说是唯才是举，但是如果等寡人见到你，你让寡人失望就别怪寡人。不管有没有才，寡人都会用你。你不是人才寡人就把你培养成人才，你是人才我也是一样如此。人才吗？都是要通过付出才能拿的到结果，毛遂你可千万不要让我赵丹这个人失望哪？
赵丹想要驾驭毛遂，因为他自己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毛遂，之前听到的也就算是道听途说，其他的东西他自己也是无从所知的，毛遂真正的本事除了赵胜这些人，没有人能够真正见识到这个人的本事，如何衡量一个人本事，就是通过一些小事情才能够衡量，他自己有些担心万一要是自己的手下夸大其词，就容易坏了这次去秦国的事情，既然如此那自己就必须要拿出结果呢？结果决定好了一切，不然说再多也没有用。
从古至今衡量人才方法有很多呢？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人才统计学从统计学的角度反映人才的类型、数量及其地域分布等，同时也体现着该时代的人才观和价值取向。作为纪传体的二十五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正史，其所列的专传和所收录的人物，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统计的归类，大体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才价值取向。按照正史的归类统计，古代人才大致可分为政治类(行政管理类)、军事类、人文类(包括文史哲等)、忠孝类、操守气节类、经济类、科技类等等。考察中国古代的人才统计，不难发现古代人才价值取向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重道德、崇操守取向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注重个人品德的民族。这在古代人才统计中得到充分体现，即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如孟子提出：“莫如贵任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苟子则主张“论德而定次，是能而授官”(《苟子·君道》)。在儒家看来，“德”是人才所具有的高贵人格和理想境界，“德”是智慧的源泉。当一个人的自我修养达到最高境界时，他就能获得天与地、过去和将来的相关知识，增长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在历代官修的正史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史记》到《清史稿》，循吏传、游侠传、独行传、逸民(隐逸)传、孝友传、忠义传、列女传、卓行传、死节传等等，这些人可列入忠孝类、操守气节类人才，反映了古代人才统计中重道德崇情操的价值取向：讴歌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讴歌面对邪恶奸馁，铁骨铮铮，为民请命的忠义之士；讴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即使身处无道乱世，处于人欲横流的污掉之中，也能如青莲“出淤泥而不染”的明哲君子；讴歌光明磊落，笃诚守信，为正义舍生忘死的侠义之士。当然，古代这种人才价值观中，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如愚忠、愚孝、“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清高孤傲、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消极隐遁等，都是不可取的。尽管如此，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对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重政治军事型人才，轻经济型人才的取向
早有人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这实际上从人才学的角度反映出古代重视政治军事人才的价值观念。本纪实际上是帝王家史，列传所收录的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物。有关经济方面的材料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和食货志中。而经济类的人物在正史中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披阅卷帧浩繁的二十五史，我们发现，汉朝时，史书中尚有经济型人才的记录，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货殖列传》对一些经济人才作了简单介绍：经商致富的范蠢、白圭，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子赣，以卖盐起家的猜顿，以畜牧致富的乌氏赢，以铁冶致富的蜀卓氏、孔宛氏、丙氏，以力田畜起家的宣曲任氏等等。粗略统计，《汉书》列传共收录了250多个政治、军事类人物，而经济类仅有l3人。而汉代以后，经济人才基本上不能登正史“大雅之堂”，只是散见于各种野史之中。
这一现象和价值取向的形成，当然与古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重农轻商，崇本抑未的观念根深蒂固，工商业被作为末业而受到冷落甚至打击，反映在人才观上，就是轻视、歧视经济型人才，将之排挤在人才之外。
三、重人文型人才，轻科技型人才的取向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成就非凡，除了拥有惠及全球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外，在数学、天文、地理学、医学、陶瓷、纺织技术等领域都成就卓异：有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墨子、哈雷彗星、日月食、流星商的记录，有世界上最早的开平方、开立方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有世界上最早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有世界上第一台测天仪、地动仪，古代农业科学也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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