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小说。我的。
这部小说最初酝酿于二〇一〇年的深冬。那阵子，我正在进行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卅街档案馆》的写作。闲时随手抓看杂书，完全没有系统，权当休息。然后就翻出了清人俞清源撰写的《梦厂杂著》。
这本过于单薄的三十二开小册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明清笔记丛书”系列之一，印数一万册。是我在常去的灯市口中国书店花十五元购得的。是书之内容短小精悍，好玩儿得很，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照录如下：
戊子三月间，余邻家张氏子，晓起沽酒于肆，归视辫发截去二寸许。又同里陈姓者，织线毯为业，亦同日截去。余皆目击之。渐而远近被截者甚伙。道路汹汹，咸以辫发蟠颅上，童子则挽髻而行。凡被截者，发必黑而长，年必三十以下，老年人及年少而发劣者无患也。杭城侦役，密选壮年发美者行市上，而己遥尾伺之。暮归，则前行者如股，而尾后者截矣。由东西以及西北，由中原以及边徼蠹丛，靡不被其患。方今国家刑政肃清，凡作奸犯科之徒，即变姓名，窜身山陬海筮，终无漏网；而此独不能戈获，致成疑案，宁非怪乎？语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后当事驰其侦捕，置不问，果至次年而息。（见该书145~146页）
寥寥数语，百二余字而已。但惊悚。惊悚到曼妙。清人俞清源给这段文字取小题为《截辫》；无独有偶，几乎就在我发现《截辫》这段让我会心不已的文字后不久，另外一册名为《养吉斋丛录》的史料笔记中再现了与之相似的记载：
乾隆间割辫匪徒事，始浙江，蔓延甚广，远如吉林亦有此说，民间日夜惊恐。又言被剪人非併根剪去必死，于是被剪者皆剪其根。复有买所剪之辫者，云造桥用。无稽之言，不可穷诘。高宗严旨，缉获多人，解京质审，悉非真犯。大索年余，迄不得踪迹。其后朝廷烛见情伪，饬禁妄拿，诏旨甫颁，讹言顿息。自此数十年，无复有传说者。嘉庆十七年，御史荣椿又以剪辫事奏请查缉，交军机传询，无可指实。其时京城内外本无事也。荣遂降主事。（见该书38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本）
考俞清源与《养吉斋丛录》之作者吴仲云皆出生于乾嘉时期，由此可见，此桩“怪谈”在彼时定当为家喻户晓，少老皆知之事。而《辽东轶闻手记》这部小说的全部灵感，则正是来源于以上两段精悍妙俏的记载。
现在，我还能记起那个漫长的冬夜，发现《截辫》的我是多么的激动不已，甚至连夜就撇开了即将完成的《卅街档案馆》，转而开始列出《辽东轶闻手记》的提纲。然而，就在我将《卅街档案馆》的书稿交至出版社后，《辽东轶闻手记》的写作却并非如想象中的那般畅快淋漓，以至于一度让我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困顿之中。
于是，在长达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地为自己找到的叙述方式而惊喜连连，又不可遏制地将它们通通摒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到了真正的厌倦，并且开始怀疑，它或许将是一部永远也无法写就的小说。
我清楚地记得——
二〇一一年二月八日，我这样写下了《辽东轶闻手记》第一稿的开端：
这篇故事的标题看起来多少有点耸人听闻。
只不过，由于叙述者往昔积攒的词汇贫乏至极，实在没有办法找到更为准确的切入点。我的意思是说，标题所展露的光芒过于暗淡，而故事本身却来得更为凌厉。这桩匪夷所思的事件几乎与家族生长的速度相仿，它在口口相传中表现得生机勃勃，不可遏制地干掉了一票票岁月。而那些在岁月里苟延残喘的家族过客，却因为无法击败的时间灰飞烟灭。事实上，这样的状况述说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虚构的丰饶。然而，摆在眼前的这堆旧墨迹却让我哑口无言。它们稀酥的质地将我惯有的怀疑掀翻在地挨个放血，于是我今天看到自己敲击键盘的手指不再犹豫不决。
这堆旧墨迹是“纸人割头颅事件”的传播者所为，他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说这位身材细长的男人酷爱记录，以至于《妇科经症》以及《奇门遁甲》这等古籍他都抄写得兢兢业业。但是家族后人显然与他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无心弄懂旧墨迹上令人头疼的晦涩，只记下了那一笔圆劲精妙的小楷以为谈资，甚至我在翻看那堆充满惊悚的故纸时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废掉已经完成的六万字，写了《辽东轶闻手记》的第二稿：
其实，到了我这把年岁，有些事情本该让它过去，不好再旧事重提的。
只不过，在那些过于漫长岁月中间，“纸人割头颅”这桩往事始终如影随形般飘荡于我的周遭，总会让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可遏制地战栗连连，究竟无法剥离。因此，有时候我常常在扪心自问：倘若在我死掉之后，它是否还会裹缠着我干瘪腐朽的尸骨啃咬撕榨，如何都不肯离去？又或许这已然就是我的宿命，注定的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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