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10月，雍正再赴景陵，主持将康熙灵柩送至地宫的仪式。至此，康熙的葬礼才宣告全部完成，其间雍正尽了嗣子的义务，不但康熙生前最害怕最恐惧的“五公子争立”，弃其尸首不顾的情况被完全杜绝，而且葬礼办得风风光光，让人挑不出瑕疵，与此同时，他也成功地行使了嗣皇帝的权力，天下正在进入由他来一手掌控和治理的轨道。
第一次送康熙灵柩去景陵时，雍正曾给一位大臣写去朱谕，说：“一路平安，内外无事”，“内外……一切如意。”
知道的是皇帝给大臣写谕旨，不知道的还以为家人之间彼此道平安呢，这位令人羡慕的大臣不是别人，就是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
唯一捷径
对于年羹尧为何能得雍正如此垂青，外界有很多猜测。有的说年羹尧乃雍邸旧人，雍正上台，旧人们便也都跟着鸡犬升天了；有的说年羹尧是雍正的大舅子，一家人自然没有胳膊肘往外拐的道理；还有的说年羹尧在康熙末年统领数十万大军，地位举足轻重，且钳制允，使其无所作为。
事实是，雍正登上大宝后，所重用的人多非藩邸老人，他在分藩开府时期的那套人马，能够见诸新朝史籍的不过一二十人，任督抚者唯年羹尧一人。究其原因，不是雍正不想用，而是其中优秀理想者实在少得可怜，按照雍正的标准，不是百无一用的酒囊饭袋，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贪赃枉法之徒。
雍正选人，向来主张不徇私情，他与年羹尧有姻亲关系不假，但这绝不会成为他任用年羹尧的必备要素。反过来，年羹尧一生贪图功利虚荣，从夺储时期开始，他从来没有因为雍正是其妹夫兼门主，而把自己的前程和仕途绑死在这一棵树上。
与其他雍邸旧人不同，年羹尧进士出身，文武全才，在康熙年间就凭借自己的能力崭露头角，成了一方大员，可以说，即便他脱离雍正，也完全可以凭一己之能耐立功晋爵。这种想法和情绪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变成了对雍正疏于问候，乃至与胤祉等其他皇子有所牵扯。雍正不能容忍，对之大加斥责和威胁，同时因为涉及孟光祖案，年羹尧还被康熙惩罚，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遭遇一系列打击后，年羹尧收敛了许多，和雍正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依旧习惯于根据政治风向来决定自己的取舍。
康熙末年，任四川总督的年羹尧所部不过数千人，允倒能指挥“数十万大军”，他如何制约允？而且他能够当上四川总督，尽管不能排除雍正在暗中施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厚着脸皮从康熙手中要过来的。康熙肯赐予这顶乌纱帽，为的是让年羹尧在后方协助允，若年羹尧对允进行掣肘，影响到西陲军事，康熙和允岂能饶过他？况且，雍正能否顺利继位尚存在着很大变数，万一允或其他人继位，等待年羹尧的就极可能是灭顶之灾！
以年羹尧的秉性来说，他不但不会考虑怎样跟允捣乱，而且还得想方设法实现自己对康熙的承诺，使允无后顾之忧，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荣华富贵。事实也是如此，在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后，就是说他对允这位顶头上司附丽顺从乃至曲意逢迎，也不算过分。两人的合作是和睦和富有成效的，允能够平定西藏战乱，就必须在运粮和守隘等方面给年羹尧记上一功。
专家考证，在此期间，雍正和年羹尧的主仆关系“若即若离，并不十分亲密”。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譬如在对待允的问题上，即便雍正示意他监视或钳制允，
年羹尧从自身利益着想，也未必肯听从门主指使，更不说雍正本身对此亦难以启齿。
年羹尧真正决定死心踏地地跟着雍正干，应该说是从康熙驾崩，政局突变开始的，这时候他的面前已没有多重选择，效忠新君成了确保其仕途通达的唯一捷径，更何况他和雍正之间还有主仆、郎舅等多重关系。
雍正的选择其实也很少。在从贝勒到亲王的二十余年时间里，雍正的实力都远不如允禩、允等人，满朝勋贵、文武大臣从前基本都是拥护允禩，后来揣测允当立，又有许多人投向允。雍正的原则是凡在夺储大战中参与党争的官员，都不能放手信任和使用（雍正党人和个别取得谅解者除外），其他人“多未识面”，连熟悉都谈不上，识拔起用自然更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来，在剩下的可用能用官员中，能够顶替允，替雍正维持住边疆军事的人，实已寥寥无几。
两江地区虽然繁盛，但所理事务不过是“钱粮积欠，风俗嚣漓”，具备中等才能的官员即能胜任，直隶地区靠近京城，官更好当，中等才能以下的就可应付裕如。只有在云贵、川陕等边地，那里的大吏必须兼理情况极为复杂的少数民族事务，所以非得是具抚讨之能的上等人才方可。这既是雍正一直秉持的个人看法，也是当时的现实。年羹尧多年在四川出任督抚，本身就证明他非同一般，是一个既会用兵，又懂治理，集军事、政治才能于一身的干吏，在撤换允的关键时刻，雍正不用他还能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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