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笔记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河南学政俞鸿图督学闽中，主持科举考试，他个人的职业操守称得上严谨，对于抄袭作弊现象防范得很严，每次开考都告诫仆人在试院外值班，不得擅自出入于试院，以防止其为考生传递消息。不料仆人利欲熏心，暗地里收取了贿赂，依旧帮助考生作弊，他利用随同俞鸿图进出试院的机会，偷偷窃取与考试有关的材料，然后贴在俞鸿图官服外面的外褂上，借以带出试院。等到俞鸿图脱下外褂，穿着官服出门时，他又轻轻地把材料揭下来传给相关考生，而俞鸿图竟然一点都没察觉。
时间一长，通过作弊得以考取的人越来越多，秘密终于藏不住了，人们知道真相后哗然，俞鸿图立即遭到其他官员的弹劾。明清时期的主考官如果泄密，乃是大罪，何况还是这种大范围泄密，朝廷将俞鸿图处以腰斩，侍讲学士邹升恒受命前去接替俞鸿图的职务，同时担任监斩官。
刽子手也有陋规，他们的陋规是犯人要想死得快一些，就得送钱，否则就会让你在痛苦中慢慢地死去。邹升恒与俞鸿图是儿女亲家，但他怕自己受到牵连，就没有把要处以腰斩的事提前告诉俞鸿图。俞鸿图被抓到刑场才知道自己被判了死罪，而且还是腰斩，因为缺乏准备，这时他已来不及给刽子手送钱，刽子手就给了他一个慢死……
人命关天
笔记上说，俞鸿图被处死时惨不忍睹，他的身体虽然已被斩为了两段，可是没有立刻毙命，疼得他在地上乱滚，最后用手蘸着身上的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才逐渐停止呼吸。
邹升恒在现场目睹此状，精神上大受刺激，同时他的良心也不免受到责备，回去后就据实向雍正陈奏了事情经过。雍正听后生出恻隐之心，遂下令封刀，腰斩之刑自此废除。
在正史上，俞鸿图虽被判斩立决但并非腰斩，而且也未有雍正宣布废除腰斩的明确记录，不过毋庸置疑的是，雍正朝以后的刑罚里就没有了腰斩，可想而知，若是雍正本人不表态，它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
腰斩据说自周代就已出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名人如李斯、晁错、方孝孺等都是受腰斩之刑而惨死，雍正以前那么多皇帝，号称仁君的不少，但似乎从没有人像雍正这样有过恻隐之心，想到过必须彻底废除这项野蛮残忍到极点的酷刑。
如果说雍正废除腰斩尚缺乏文字方面的证实，他对于割脚筋刑法的改动则是确凿无疑的。根据康熙朝的法律，凡是盗窃犯、逃亡的奴仆、隐匿逃亡奴仆的窝主，都要处以割脚筋的刑法。雍正即位后，认为这种刑法将使受刑者变成残疾，使用应当谨慎，次年他又说司法机构不能区分轻重，导致现在受此刑的人很多，也起不到应有的警诫作用，因此下令永远废除。
由于雍正实行威严政治，再加上权力斗争、情报网的设置，所以民间一直有他残暴好杀的流言，传播者深信雍正“极好杀人，京城凛凛”。雍正在知道这一流言后，感觉啼笑皆非，他拿出十多个死刑案的卷宗，让人静心细读：你一件案子一件案子地看过去，中间有哪一件可以说明我“极好杀人”？有一件算我输！
十多个案件合在一起，已足以呈现出雍正朝司法的概貌。清代有秋后审决人犯的制度，实际就是给死囚一次复审的机会，不过在雍正以前，只有京城的死囚才进行三次复审，地方上的一律立即执行，没有复审的可能。雍正即位后为表示对人命的慎重，下令地方处决死囚前也必须三复审，后来更决定亲自审核，亲自勾决。
每年秋审到来时，雍正都要先将犯人的供词看一遍，到勾决之日，再与大学士、刑部堂官等人反复进行讨论，再三再四，然后才降旨定夺。以他给人看的那十多个死刑案件为例，案件来自于六个不同的省份，西至云南，东至浙江，北至山西，南至广东，所涉及的犯人年龄、职业各不相同，所犯罪行也形形色色，别说皇帝，就是专业的司法官有时都会嫌麻烦，但雍正在审核时却极为认真负责，对每个案件的每个口供都看得非常仔细。
在这些案件的死囚犯中，年龄最大的是一名籍贯云南的寡妇，已经八十二岁了，她的罪状是伙同三个儿子将一名男子殴打致死，事后还企图趁夜焚尸灭迹。云南方面在初审时认定寡妇为主谋，当斩首，其子是从犯，判绞刑。雍正看完该案案宗后，提出两个疑问：一、一个八旬老妇有何精力和体力去打人，还能搬一大堆稻草焚尸？二、夫亡从子，家中已是长子当家，如果老母有杀人之心，长子应该阻止其犯罪，为什么却不阻拦反而相助？
雍正由此判定这应该是一起共同谋杀案，他说就整个案子而言，不是非要让一个做儿子的负全责不可，但既然是共同谋杀，就没有理由单单将老妇判得更重，因此下令重审。
在另一件来自江西的案子中，一个妇人与丈夫长期不和，有了情夫，情夫又谋杀了她的丈夫，情夫自然要以命抵命，而该妇人也被判绞刑。雍正结合对供词的分析，认为妇人事先对谋杀毫不知情，而且她虽与丈夫不和，但仍共同照顾一个八岁的儿子，如果丈夫被杀死，妇人并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换句话说，她缺乏犯罪动机。雍正认为此案判决有疑问，要求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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