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闲来翻看旧杂志，看到沈从文先生七十年前所写的一篇序言，讲他在大学里教小说创作的事情，学生们希望从这位著名作家手中讨一点创作的灵丹妙药，可沈先生的劝告却是：“我要他们先忘掉书本，忘掉所谓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工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我以为能够这样，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当可希望是严肃的。”沈先生认为这样的创作，哪怕遭遇多次失败，但终究“能够写出很完美很伟大的作品”（《〈幽僻的陈庄〉题记》，1935年3月出版《水星》第1卷第6期）。我认为这段话用来说明当下被各种概念、观念包裹得越来越紧密以致颓靡无力的小说，以及孙惠芬那种在泥土中蓬勃生长的创作都是恰如其分的。自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以后，孙惠芬非常自觉地将目光集中在“歇马山庄”，讲述了一系列的山庄故事，引起了文坛格外关注。其实二十多年来，孙惠芬的笔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她一直在书写“天高地远”的土地上的“四季”和“燃烧的云霞”，一直在写“平常人家”的“小窗絮雨”，一直在“城乡之间”“来来去去”（以上均为她以往的小说篇名）。她的创作也随着阅历、生活乃至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最初是一个少女对身处的世界和生活中的每一点变化的惊喜，接下来是站在乡村对城市的眺望和渴望，以及城乡间的文化和心理冲突，到最近几年是城乡的共融和对乡村的记忆和怀想。不论怎样，与乡村的血肉联系，以及由此带入作品的这种对乡村的青翠欲滴的感觉却隐含在孙惠芬每一篇作品里，从生老病死的大事，到一句话和一个眼神，孙惠芬与她笔下的那片土地始终是血脉相通的，她永远也做不到超然，始终都不能无动于衷。
二十几年，对于历史长河而言是转瞬即逝的一刻，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却足以消磨掉生命中的许多记忆，孙惠芬居然还能历久弥新地保持这样鲜活的感觉和临界的状态，不能不令人惊讶，这些感觉和那些记忆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活水时时滋养孙惠芬的创作，并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因为如此，孙惠芬的创作还有很多值得期许的地方。中国当代文坛不乏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但仔细想一想，写作到今天对乡村生活还保持着这种直感的作家还有多少？相反，沈从文先生要大家“忘掉”的一切却都被一件件捡了回来，并裹上了有思想有文化有学问的糖纸，于是在他们的笔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都被某种文化和“微言大义”所夸张、修改。而对于生活的感觉，或者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捕捉自然的“官能”也早已麻木和退化了。我知道有学问的先生们对“感觉”之类的早已嗤之以鼻，他们更强调“智性”，还会教导（误导？）大家写作靠的是想象力，能够不依赖于生活正是想象力丰富的证明，于是我看到的那些小说中的上品不过是文字编码般的智力游戏，而下品则如同走进一个尘土呛得人喘不过气的老屋子，将老祖母的物件再翻弄一遍又一遍。我跟想象力、知识之类的无冤无仇，但我更在意它们的本源在哪里。当然，这两年关于乡村的叙述中还加入了作家的“立场”，那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怀。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立场的崇高性，但社会学家已经把它上升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之后，当代作家再蜂拥去赶这个浪潮未免让人小看了许多，更何况许多小说创作虽然有着这样的立场做掩护，但却逃脱不了作家把人的生存困境等等令人揪心的问题作为某种景观陈列的嫌疑，这些弱者成了作家描写的对象和材料，而作家实际上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观赏者。孙惠芬近年的小说创作几乎都是围绕着民工和民工走出后的乡村而展开的，难能可贵的是孙惠芬首先没有将民工与其他人分割开来，似乎他们就是社会的另类；其次，孙惠芬不是在同情他们，同情不论动机怎么善良和美好，总还是带有高高在上的施与成分，孙惠芬是表达他们或者说是在为他们表达，这个时候，她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正因为这样，孙惠芬才写出了他们的尊严、内心的丰富和对生活的一种执着与忍耐。并不是孙惠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民工生存困境视而不见，也不是说她认同现状对此毫无立场，而是如同所有的行业一样，小说家的国土也是有疆界的，他不是包治百病的神医，他的本领应当在用笔去探求人的心灵，如果他能够在这方面出色地完成任务，他的立场、思想和很多宏大的认识其实已经表达出来了。小说中的思想和哲学不是漂在水上面的油，而是融进水中之后的水，是彼此共融而又绝对无法单独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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