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在美国，在英国，在意大利，乡土有了怎样的改变，一句传言还能不能搅起一场命运旋风，靠着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想象是否还能很好地活下去？我无法知道。我只知道，在我能够自觉地书写我的乡土的时候，在我那来自封闭世界的母亲的故事、父亲的故事，以及与他们有关的那个院子、那个街道、那个村庄、那个山谷小道，在我的笔下伸展开来的时候，人跟土地的关系一直是结实的、牢固的。土地一直是乡下人不曾改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母亲用以向邻居证明的是地里的收成，父亲用以疗伤的是辽阔的大田。母亲指望的那一年的收成也许并不是很好，可正因为如此，她的憧憬才有了悲剧的意味；父亲在大田里获得了什么我无法知道，可正因为不知道，对那个世界的猜想和想象才有了诗意的色彩。
然而这一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令中国人振聋发聩的时间点，这一刻，我们身边的现实开始了必然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断裂，因为这时，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国门向全世界打开，城乡之间的围城打开，城里的大量物资、信息涌到乡下，电视普及，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如同身边的事，封闭的乡村不再封闭，一个在城里饭店当三陪的女子烫着卷发走回村庄，令一个一直固守传统的母亲一夜无眠之后会做出完全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一个强壮男人进城打工挣回了超过种粮十倍的工钱，那些一直留守土地的农民便不得不抛妻舍子背井离乡。外面的风势不可当地灌进来，它们通过电视、手机和电话，通过出去念书的学生、出去打工的民工，吹拂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屋门口草垛上，掀动了田间地头每一棵野草和庄稼，那古老村庄固有的民风民俗、道德伦理、宗法制度、价值观人生观便在劫难逃受到冲击。这冲击首先是：一只鸭子夜里去了哪里根本不会有人在意，因为他们的眼球早就被别人家烫了头从城里回来的女子吸引；要不要把开会听来的事情告诉女人们已不再要紧，因为来自上边和外面的声音早就在电视上如雷贯耳。而如果像母亲那样真的因为一只鸭子受到冤枉，她指望证明的绝不是地里的收成，而是儿子或女儿从城里挣回多少钱。如果像父亲那样因为急于传播而遭到母亲谩骂，也绝不会去身边的大田，而是一气之下背井离乡。
乡下人纷纷涌到城市，土地一天天荒芜下来，乡村一日日寂寞下来，千百年来坚不可摧的乡下人对土地的感情开始动摇并迅速淡漠，土地作为乡下人的精神、物质家园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乡土社会向城市的转型，使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发生了质的裂变。这裂变是苦熬、挣扎和忍耐，再也不是跟土地紧密相连的事情，土地不过是人们远离它之后一丝遥远的牵挂和思念，而新的苦熬、挣扎和忍耐表现为：乡下人纷纷涌到城市，城市并没成为他们心灵栖息的家园，城市在接纳他们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排斥着他们身心占领的需求，当他们的肉身在城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心灵只有在城乡之间流浪。他们背后土地上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则因为长期的分离而再也找不到厮守的快乐。
在“全球化”浪潮袭击下，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转型，如果说传统的乡村生活是人和土地的坚守，是家庭宗族的厮守，那么现在的乡村生活则是人对土地的背叛，是家庭宗族的溃散。在乡村几乎成了“空巢”、源源不断的“民工潮”改变着城乡格局的现实中，乡土文学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如何顺应变化，关注这变化中的主体——人，守住独属于“本乡本土”的灵魂，是我和我同时代中国作家共同面临的考验。在我看来，世界发生变化，文学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作为文学，有一点必须坚守，那就是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探索，对人的生存奥秘、人性奥秘的探索，因为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的历史，是作家永远的职责。
2009年9月26日
（本文系在第一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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