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翻身农奴得解放。以为到了新社会就人人平等了，谁料想有关部门创造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一些大城市人为制造的门槛，让张青云这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感到人生是越活越复杂，似乎每前进一步，就有被脱一层皮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的出身、户口、贫富、长相、气质、社会关系，你随时面临和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同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就因为人家会投胎，父母是北京人，他天生就有了留京的指标。你是外地孩子，学习不进入前几名，得不到留京指标，你就只好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可以不劳而获，不用跑就到了终点；而你必须拼命跑完全程，还要把大批的对手比下去，获得好的名次，这你才有资格到达终点，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什么狗屁的制度设计？照这个逻辑推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样的——首都是北京人的首都，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
张青云带着儿子在街道上溜达时，每每看到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兄弟，穿着脏脏的衣服，戴着安全帽，皮肤被晒得成了焦碳的颜色，裤腿上不是泥就是油漆，脚上的皮鞋早已经变了型，看不出原来是黑的还是白的，肯定从来没有擦过。他们嘴里叼着劣质的香烟，走路一摇一晃的，还哼着小曲。
张青云看着他们就出神，就想到自己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就会和他们过一样的日子，每天乐乐呵呵的，农忙时回家种种地，帮帮乡下的老婆收割庄稼；农闲时就到了城市里，凭自己的手艺打工挣点活便钱，也没有时间读书思考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想法。随便得到一点东西，就感激得要命，满足得要命，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另一种“幸福”。
“幸福”，做农民实在是“幸福”，不是有一个调查吗，问中国现在哪个阶层的人感到最幸福？结果网上公布出来了，是农民，农民的幸福感最强。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出来，立即论证为什么农民感到最幸福？发了一通鸿篇大论，结论是农民们生活在现在，实在是应该满足了。张青云看了他们的议论，心里骂了一句“王八蛋！狗日的！”就你们那水平，还配称专家，歇了吧你！要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就你瞎子摸象似的搞出的那种东西，也叫成果！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实在不配坐在那么好的位子上搞研究。
还有一些假假的文人，所谓的作家，一天到晚歌颂乡村的美好、优雅、情调，认为只有乡村，才是文明的所在。只有农民的生活，才是真正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张青云每每看了他们的所谓大作，都要恶心得想吐。
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不用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养老疾病发愁了，他们可以享受乡村生活的闲雅了，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也会坐在田埂上、小河边，静静地欣赏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一点一点，坠入西边的晚霞里。
他不知道，作为一个农民，守着那家里的二亩地，除了化肥、种子、浇水、收割的投入，打到手的几百上千斤粮食，基本是平局，只是落了白辛苦一年。一亩地就是打上一千斤小麦，也就是七百块钱的收入，除去投入，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收入，这要一个人花一年，吃穿用度，门头差事，他能潇洒得起来吗？不出去打工，挣个活便钱，孩子上学、家人看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等死。乡下人许多都是小病不舍得去看，拖成个大病，大病更没钱看，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农民最幸福！农村最有情调，张青云觉得，要是农民兄弟学会了看报纸或者思考问题，脑子里转过来弯，那发表这些奇谈怪论的所谓专家、作家就惨了，走在大街上，要化装，要不然被人认了出来，脸非被人打肿不可！
在省政府秘书长袁保山的办公室，张青云努力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向初次打交道的袁大秘书长简单汇报着自己的工作经历。
他心里非常明白，袁保山这样给自己面子，第一天就屈尊和自己这个小箩卜头拉家常，关心自己的进步，实际上是看着王天成的面子，是向王天成主动示好的表现。
这官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当年袁保山在整个清河省那多红啊，是省长李大化的铁杆兄弟，在整个省政府，除了李大化，他就是最有实权的人物了。像当时的常务副省长王天成和后来的林正义，说是省政府的二把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这个常务副省长，有时候虚得很，会做了，你还有点权力；不会做了，你很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架空。什么叫会做不会做？说白了，就是要主动和一把手搞好关系。这个对别的人不难，但对二把手来说，或许是天下最难的事情。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这个二把手，不是一把手让谁做谁就能做得了的，是组织上安排的。组织是谁决定的，还是人，是说话更算数的上级领导。具体到一个省，谁做常务副省长，还是由中组部说了算，当然还要象征性地征求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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