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陶这几年养成了一个走哪都带书的习惯，不管正在读的书多厚多重，她都会塞在行李箱里。这段时间，苏陶正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书是回来前在海市的一间书店里买的。
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苏陶就想起了简行，那时候他不建议她看这本书，他说不适合他们那个年纪看。当时的苏陶也不好奇欣然接受建议，现在的她想读却不是因为故事，仅仅因为这书和简行有那么一点关联。
简行给苏陶分享的最后一本书是在他们二十二岁那年年末，很有名，茨维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苏陶熬夜读完，心情难以平复，因为她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强烈的情感，她自己就有。
凌晨两点多，苏陶合上书给简行发信息，她和他表白说：“简行，我真的很爱你。”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她分明有很多感触很多想说的话，想表达这几年的分离对她来说很不容易。但最终她趴在被窝里只说了这句话。
简行也还没有睡，他收到苏陶这条短信看了很久，他不由微笑，感觉再困难也值得了。
十八岁到二十三岁，对简行来说是个困难时期，他的选择都比同龄人来得早。
在十八岁，大部分人只管庆祝高考结束期盼大学就可以的时候，简行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他的家庭很严肃希望他考虑他和女朋友的关系。
简家父母算开明，但不是没有底线和原则的，基于简行不愿意和苏陶分手，两人又处在分离状态，简言之和王明泽的处理态度比较温和。简言之和简行谈让苏陶放弃当演员的事情。
简言之认为人和人之间有合适不合适，职业和职业之间也是有的。在对演员这点上，简言之是赞同王翰林的观点的，演员这个职业是非多过一般的职业，不稳定因素多。简言之建议简行如果要长远发展，应该乘早让苏陶转行。
简言之的话乍一听很有道理，他没有劝分，只给了意见。而简行因为这个建议思考了很久，他躺床上的时候想，坐车的时候想，散打训练的时候也想。那年的夏天特别热，仿佛把简行高考后的喜悦都晒干了，蒸发了。
苏陶从西藏给简行打电话，她有高原反应，头疼难受了很多天。电话里，她的声音很虚弱但是语调很雀跃。那段时间，简行听到苏陶的声音都有种负疚感，因为他当时有在考虑简言之的建议。简行第一次发现勇气原来是件那么难的事情，他也看到自己在情感上的某一部分是陌生的他自己，那部分是优柔寡断的。简行曾经质问苏津南想不清楚他自己的感情，也能有把握去判断该不该帮助同学，曾经很多取舍在他那都是非常明确的。但对喜欢的人，他发现取舍真的很难。
但简行或许在内心深处是接受了简言之的建议的，比起他的抱负，苏陶的梦想似乎是显得比较渺小，即便苏陶很热爱。所以，等苏陶慢慢适应了高原反应，她在电话里恢复了活跃，简行曾几度想开口和苏陶商量这件事情。
但简行还没有开口说出来，苏陶那边先不经意抛给他一个问题，她问他：“简行，你以后要从政，那你的政治理想是什么？你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你为什么忽然问这个问题？”简行停顿了会，问道。
“以前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活在政权体制下面的，感觉政治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拍戏的时候，卢老师给我说了很多（文）革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说错一句话都会惹麻烦。卢老师以前被人（批）斗过，就因为他以前在戏台上说过一句台词姓毛可不好。”苏陶告诉简行。她在拍的电影叫《孤独旅人》，但不是去西藏朝圣净化心灵的电影。故事是说一个藏族老人捡到并收养了一个汉族女婴，女孩长大又被父母寻回。女孩斗大的汉字不认识，但很想读书，父母就用送孩子去读书为条件诱惑女孩和他们走，女孩很心动又舍不得爷爷陷入了为难里。爷爷知道女孩的心事，劝走了女孩。但女孩回到父母亲身边生活的并不好，因为学习水平完全不符合她的年纪。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去上小学，受到了同学嘲笑，和父母的语言也不通，异常孤独。爷爷知道了这事，孤身一人踏上了探亲的路。爷爷也不太懂汉语，没有人翻译，一路磕磕碰碰才见到女孩。但爷爷的到来也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他不能帮女孩马上融入汉族生活，也不能带女孩再回去藏族，因为一路走来的爷爷看到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融合和接受的过程，注定是要个人自己去独立完成的。
这部电影核心内容是民族融合，苏陶所说的卢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言行举止其实都是受政策影响的，只是有的人都不自知而已。卢老师的感受来自电影也来自（文）革时期人性的魔化。可以说，苏陶每次在拍摄过程中都能学到和体会到很多，她都迫不及待想和简行分享，她还想告诉简行：“我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你的从政理想很伟大啊，简行。所以，你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啊？”
“消除偏见让人生更公平。”简行告诉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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