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恤民艰”，自责奢靡，则将来务从简约，此为要改革的另一大端。
宫中之所以靡费，是因为十三衙门无一不是销金窟，所以要裁十三衙门，首先就得制裁太监。罪己的遗诏中，是从宠信吴良辅说起。
早在顺治十五年三月，就有一道谴责吴良辅的上谕：“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有王之纲、王秉干交结通贿，请托营私，良辅等已供出，即行逮问。其余行贿钻营，有见获名帖书柬者，有馈送金银布帛者，若俱按迹穷究，株连甚众，姑从宽免。如此情弊，朕已明悉，勿自谓奸弊隐秘，窃幸朕不及知。嗣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凡交通请托，行贿营求等弊，尽皆断绝；如仍蹈覆辙，作奸犯法者，必从重治罪。”
吴良辅明明是首犯，皇帝置而不问，宠信不衰。皇帝好佛，奉迎江南名刹高僧，供养在禁中，其中玉林与木陈，更受尊礼。吴良辅即与此辈高僧结纳，无形中得到许多庇护。这一来宦官与上三旗的包衣，特别是属于太后的正白旗包衣，更加势如水火了。
原来孝庄太后是受过洗的天主教徒，对教父汤若望的尊敬，亦犹之乎皇帝之于玉林、木陈。但太后与皇帝是母子，天性毕竟重于宗教，所信虽不同，而皆愿容忍。汤若望在中国多年，人情透达，自己知道在守旧的大臣眼中，是个危险人物。而况天主教与佛教虽皆非中国固有，但历史深浅不同，佛教传入中土，已历千年，禅儒相结，成为理学，为中国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所托。天主教如果想在中国生根，只有委曲求全，所以从不敢说一声“皇帝不该信佛”。
至于玉林、木陈是得道高僧。凡高僧无不广大，无不圆融，亦无不世俗，只是能见世俗之大。如果攻天主教为异端，势必挑起母子的冲突。所以玉林与木陈，亦不会跟汤若望过不去。
但吴良辅这一帮的太监与正白旗包衣就不同了，近帝近佛则攻天主教，近太后近天主教则攻佛，利益所关，壁垒分明，渐成势不两立之局。
顺治十七年八月，皇帝最宠爱的贤妃董鄂氏病殁，皇帝痛不欲生，辍朝五日，追谥“端敬皇后”，亲制行状。御祭时命词臣撰祭文，草稿拟了又拟，改了又改，翰林院的“老先生”为之大窘。
纵然如此，皇帝仍旧觉得未尽悲悼之情，竟有看破红尘之意。于是吴良辅在征得玉林与木陈的同意之后，自愿代皇帝出家。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在京师最有名的古刹，唐太宗征辽还师，为追荐阵亡将士所建的悯忠寺祝发。皇帝亲临观礼。其时已有病在身，第二天就卧疾不起了。
“那年我三十四岁，老爷才八岁。”李老太太追忆着五十九年前的往事说，“正月里拜年，都在谈吴太监出家的事。到了年初四，有人说，满汉大臣进宫请安，才知道皇上身子不舒服。到了初六一大早，曹家的老太爷，就是姑太太的公公，那时在内十三衙门当差，匆匆忙忙奔了来说：宫里有旨意，不准点灯、不准泼水、不准炒豆子。这才知道，皇上是出天花。到下午，天牢里的犯人都放了出来，是为皇上求福。哪知道当天半夜里，皇上就驾崩了。初七天还没有亮，曹家的老太爷就带我们进宫，等着给顺治爷磕头。这时候还不知道谁当皇上。直到中午，曹家老太爷来报信儿，又淌眼泪又笑——”
“那，”连环记得当时曾打断老太太的话问，“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三阿哥当了皇上，都是我们亲手抓屎抓尿抱过的，你说还不该笑吗？”
“那么，”连环问道，“是谁定的呢？让如今的皇上当皇上？”
“自然是太后！从那天起，就是太皇太后了。太皇太后又是听了汤法师的话——”
“谁是汤法师啊？”
“西洋人，他的那个国度叫什么日耳曼，太皇太后相信他得很。”李老太太说，“本来二阿哥比皇上大八个月，皇上在那个年岁，也还看不出来，后来会创那么大一番事业，按理说，二阿哥居长，皇位该二阿哥得——”
“可怎么又归了如今的皇上呢？”
“你别性急！听我告诉你。汤法师跟太皇太后说，一个人不拘身份多么贵重，一生必得出一次天花，出过就没事了！二阿哥天花未出，将来不知道怎么样，三阿哥可是出过了。”李老太太说，“你想顺治爷就是出天花出了事，这么一个现成的例子摆在那里，太皇太后有个不听的吗？当时就把预备好的小龙袍，亲手替三阿哥穿上了。想当初，”事隔六十多年，李老太太仍有掩不住的兴奋，“三阿哥出天花的时候，我们几个昼夜看守，提心吊胆，到天花长满了，结了疤快要掉的那个时候，三阿哥奇痒难熬，只嚷：‘痒，痒！替我抓！’可是谁敢啊！几个轮着班儿揿住他的手，哄他的好话都说尽了！看三阿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都快要抽风了，我们心里哪个不疼的？亏得曹家的孙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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