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郎点点头，小声问：“虞哥，那你这样做算不算是欺诈？”
“拉倒吧，还欺诈，老子赚的就是个手艺钱，买家知道是瞎活儿，我又没乱要价，也没跟他说我做的佛像是真品，这可不算欺诈。”老虞说。
四郎想了想，觉得老虞说得有道理，如果虞景颜制作了新佛像后当成老的售卖，那才叫欺诈。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行当，从来没有欺诈一说，买卖自愿、全凭眼力劲儿，有本事的人能捡漏儿（古玩行话，买家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某件古董），不会给卖家多支付钱财，没眼力的人吃了药（古玩行话，买家以高价买到假货或者次品），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毕竟这行当的规矩在那儿摆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后互不相干，不管捡漏儿还是吃药，都自己担着，别想再去找卖家的麻烦。
老虞虽然不算正经古玩商人，但是一直很守规矩，也很有良心，他制卖各种各样的瞎活儿，但从来不把瞎活儿当真品卖，新的就当新的卖，赚个辛苦钱而已。
就像赵老板让他做的明永乐无量寿佛一样，他算了算，做出来的成本在一万左右，要价两万，那是有一万的辛苦钱。
随后，老虞给后藏那边一个制作、铸造佛像的手工匠人打电话，说明赵老板的需求后，电话那边爽快地应下，并确保半个月内完工。
老虞并不会铸造佛像，但是他会做旧。
那位后藏的匠人，是他的老伙计，曾经帮他铸造过不下五十尊佛像，送到他手中后，由他按照买家的要求进行做旧处理后出货，他跟匠人各拿应得的那份儿钱。
“虞哥，永乐年间的造像就这么容易仿造吗？”四郎又问。
老虞指了指病房的门，四郎立马会意，用床单将门缝塞了个严实，老虞这才掏出烟来点上，开口道：“老子给你讲讲吧，这大明永宣年间的造像，可谓是中国历代造像的一个巅峰，自大明建国初期，从永乐皇帝到宣德皇帝，那些年来国力强盛国富民强，社会生产力空前强大，宫廷的造办机构更是登峰造极，明朝皇帝吸收了之前元朝独崇藏传佛教萨迦一派的教训，对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派采取‘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这一政策使得明朝政fu与藏传佛教各教派、各地方势力之间取得了广泛而亲密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汉藏交往越发密切，当时明朝的国都北京，也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一大中心。
明朝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制作艺术也在永乐大帝的大力扶持下有序开展起来，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称为‘佛作’，隶属御用监，永乐帝本人也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从永乐四年到永乐十三年，九年时间内，明成祖朱棣先后分封两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一些灌顶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并向那些受封的藏传佛教高僧活佛馈赠诸多永乐年制的佛像，所以，咱们雪域高原上流传的大明永乐佛像并不在少数，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大量佛像不知所踪，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佛像毁于天灾人祸，如今能够见到的永乐到宣德年间的铜鎏金佛像，全世界不过四百尊左右，雪域高原上也没多少了。
再说明永乐造像为何出名，正如我之前所说，那个时期国力强大、帝王扶持，‘佛作’机构铸造水平极高，造出的佛像在整个佛造像史上，可谓登峰造极。
然而正是这种登峰造极的永宣造像，却形成了很是固定的风格，简单来说，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佛像面部较宽平，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庄，四肢优美肌肉饱满，有十足的力度感，衣纹、装饰、莲瓣等都有其特定的式样，佛像底座的封底采用经典的八刀剁口，这些都是明代永宣造像的固定风格。
所以，我们仿造永宣造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述的风格，按照上述风格和式样铸造出来的佛像，即便是行家来看，也会下意识认定是明代永宣造像的标准器，因为我们铸造的佛像，其每一个细节都是严格按照真正的永宣造像来刻画的。”
老虞这番话让四郎受益匪浅，四郎仔细品味后，说道：“简而言之，就是明代永宣造像水平极高、有诸多标准细节，所以在仿制造像的时候，只要将那些细节一一复制，就会让人误以为仿品是真正的永宣造像，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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