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虽说朝廷终于有所动作，皇甫嵩、朱儁、卢植亦是深谙兵法、久带兵勇之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朝廷想让这三人力挽狂澜，却又不拨给三人兵马，岂非强人所难？”
“朝廷怎么会没有兵马？”县令大人眼界毕竟不高，根本不明白司马健到底在说什么，抬着头眼巴巴地等着司马健继续解释。
可司马健这个时候偏偏闭上了嘴巴，任由县令大人的眼神再哀怨，也不肯吐出哪怕一个字。个中缘由，县令大人自然想不通，但一旁的钟瑜却已了然，悠悠叹息道：“贤侄所言不差，朝廷的确已无兵可用了。”
先前，无论司马健如何针贬时势，甚至说刘宏乃贪图享受之君，这都没什么。毕竟，明清之前，中国的皇权专制尚未走向变态的顶峰，任何人只要不是发动造反言论，都是可以被容忍的。
可朝廷无兵之事，却绝非一个白身能够知晓的，单单一场酒宴的交情，还远不能让司马健将司马防这位京兆尹乃至整个司马一族都给搭进去。
钟瑜盯着一旁看似浮浪的司马健，心中不得不承认：毕竟是士族家出来的子弟，有些东西，是牢牢印在他血液中的。
不过，这些话司马健一介草民不能说，钟瑜却可但讲无妨。原因就在汉代真的是个奇怪的时代，士大夫愈加傲气、愈加评议朝政，便会令天下之人认为此乃真正忧国忧民的大儒。
换句话讲，士大夫与草民，根本不是一个阶层：草民可以抓来一刀宰了，但士大夫却是维系整个王朝的中坚势力，纵然皇权独一无二，也不得不顾虑几分。尤其，还是在朝廷被外戚和宦官折腾得乌烟瘴气，正需要士大夫出来报效朝廷的时刻。
“大汉自光武中兴以来，为防止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罢撤了郡国乃至关城的守军，只留下了东、南、西、北四支常驻部队。北军五营护卫京师、南军七署守卫皇宫；西军驻防三辅、东军驻扎黄河，负责监视外族。”
说到这里，钟瑜难免叹了一口气，愤恨不已道：“然而，近些年来，朝中奸人当道，祸乱苍生，惹得羌人、鲜卑为患，西军尽皆调至西北作战，东军也已抽调无几。单凉州镇压羌人花费便以数亿计，边关流血已成河水。如此一来，大人以为朝廷到如今还有多少兵马可派？”
听闻钟瑜直言朝廷内虚之言，司马健也微微颌首。不过，身为穿越人士，他看得要远比钟瑜更高一层：封建历朝历代，都将兵事都看做一柄双刃剑。兵既可振威保国，也能乱国灭朝。所以，历代皇帝对于兵事都有统一默契的认识，便是哪怕外战外行，也得先保证刀把子握在自己手中。
汉承秦制，对于兵制更加保守，只留下中央四军而不令郡国有兵之举，正是刀把要握在自己手中的表现。然而，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就是外乱来临时，朝廷便立刻捉襟见肘，陷入无可抵御的窘境。
解决之途，自然便是后来宗正刘焉提出的废州刺史改立州牧之策。令原来只有巡察职能的六百石刺史，换成了由宗室、重臣担任的州牧。州牧集行政、司法、军事三权于一身，逐渐成为一州土霸王，各地割据军阀由此相继形成，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
整个历史，其实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黄巾起义的确敲响了汉王朝的丧钟，但实际论述起来，黄巾起义只是动摇了汉王朝的根基而已。真正令这个曾经辉煌王朝走向灭亡的，还是这一连串事件的因果链条一一开始启动，最终才令这个王朝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如现在，各地各郡已然开始自发依靠官员乃至地主豪强募兵抵抗。不过，事出突然之下，整个大汉颓败之势仍旧一发不可收拾。
可就在司马健好不容易认真心忧天下之时，一旁哭哭啼啼的县令大人却适时开口，打消了司马健的正经：“钟夫子，贤侄，你们说的，本县信了。只是当今之事，如之奈何？”
看着眼前这位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县令，司马健忽然都有些同情起来。不过，他更恨这县令实在蠢到了家：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家有二老尚需赡养，你带着全家跑啊！狗被人打了一棍子都知道夹紧尾巴赶紧溜，你头上顶着的脑袋，莫非只是个装饰？！
“弃城而走，论罪当斩。本县无人无势，只怕逃得了黄巾之乱，也逃不过朝廷杀鸡儆猴这一刀啊！”县令大人这会儿可怜极了，但同时也证明了，天下没有一个蠢蛋，在涉及到自己性命利益时，就算是才智只可胜任一县的县令，这一刻都有卓越的分析推理能力。
不过，纵然如此，司马健还是依旧只能鄙视这个县令。他明明已经说过了，有些事儿，就是你行你上，不行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既然不想同长社共赴国难，就让钟瑜这位真正的士大夫来啊。
一封家中二老病重的请辞书上去，外带再附上举荐钟瑜这位名气比你大、心眼儿比你实在的信，你说朝廷会不会答应？
可没办法，毕竟县令这智力41和自己智力72的差距就摆在眼前，司马健无可奈何下，只好将自己的计划说的更露骨一些：“大人，您或许不知，草民族叔曾为朝廷尚书右丞，上司正是选部尚书梁鹄梁大人。您写这两封信，委托草民司马镖局送入朝廷，再加上尚书台中亦有钟夫子之侄钟繇帮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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