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咎这天出门是为了给荒山那边准备人手。
过完年就开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忙春耕，他一时间想找到足够多的劳力恐怕还会有点困难。
但是这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时候天气还很冷，多得是人熬不过去这个冬天，这时候招工来，把人往家里一带，身契一签，每天不过两碗饭，能把明年上半年的工都安排了。
因此李咎先来了牙行说明来意，但这次他只找牙行要两个能督工的人，并且帮忙把长工短工的身契做好。人他准备自己找。
牙行知道李咎盘了个山头又有个宅子，多早晚是个大主顾，万不可得罪，二话不说，就将之前修园子时的那牙子叫了来，再叫上信得过的工头，与李咎定下来开春就整地。
人工的数目也都估了出来，本来按一般的情况，那么大的山，有二三十个壮劳力也就够了。但是上次给李咎修园子的情况他们都知道，李咎这个人比较爱惜人才，对雇工极好，每天劳作的时间都有定数，那么这二三十人就不够了，可能得放到四十来人。
那牙子名唤王得春，上回和李咎配合得不错，如数如质交了活儿，算是熟人。
这回算完要做的事，王得春皱着眉头劝着李咎说：“一个人给二个大子儿，还包三顿饭，就算只吃糠咽菜，一人一天至少三分银子，算四十个人便是一两二钱，一个月就是三十六两，抵得上小户人家一年的嚼用。按老爷的善心，这饭只怕还要几个鸡鸭去配，又不是这个数就能应付得来。但若是叫他们一天干七八个时辰，就只需二十五人足以，不过二十三两。老爷心善，倒也不必这般靡费……”
李咎道：“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心善，实则人力终究有限，叫他们一天做五个时辰，自然精神头好，若是再做下去，那多出来的两三个时辰，却不一定能做多少事情。人少了反而误事，索性多请些人，还快一些。”
王得春说：“老爷想的周全。只是小的还有一事，放不下。老爷对长工好，长工们自然也念老爷的好。就怕有那些同样要用工的，舍不得钱也不爱惜人，雇不着短工，倒要说老爷的不是。老爷新来此地，根基未稳，我只担心老爷吃亏。”
李咎略微挑眉，这确实是个问题，并且也是李咎放在首位考虑的问题。
不仅仅是招工的价格受影响，包括田地的租子以及其他很多事情都会受影响，古代最大的制约因素——权力的基层构成。
古代最底层个体直接接受的统治来自宗族而非国家权威，所以很多事情上县官还不如一个家族的长辈来得有权威。
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吃绝户”，即使现在雍朝明确寡妇可以携带嫁妆、子女再嫁，但是寡妇的夫家为了避免财产外流或是想谋夺家产，时常采用逼其自杀、诬陷其与人通奸、伪造欠条、强行过继等方法让寡妇一无所有甚至失去性命。
县令不知道这种情况吗？他知道的。可是他知道也没用。
政令往往只能在县城有一定的效力，再往下就几乎没什么作用，全靠乡约、宗法、族规维系一个地方的小秩序。因此尽管寡妇再嫁、繁衍人口对县令和国家是有利的，尽管县令明知道寡妇是受迫害的，但是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咎准备在青山县开始奋斗，他已经想好了农耕和初级手工业的发展路线，并且确定可以盘活一定的经济，带来不菲的财富，然而，一旦他触犯了当地豪强的利益，就会遭受反扑。就算他做的事情利国利民，就算当地官员想保他，恐怕也未必能保得住。
“没事，我有准备的。这批人我准备长期雇佣，也就这么四十来个，不会扰乱市场。再者……”李咎沉吟片刻，索性把话说透了，“我会把大家都绑上我的战车，有钱一起挣，想必，会老老实实听话的，若是有人敢不听话，自然有人比我还着急。”
牙子们听说他已经有了准备，也就放下心来，两边算好日子，就等开春履约了。
在牙行定了工头，接着李咎就边打年货，边往城郊走了一圈。
城郊有些鸡毛房陆陆续续地住进了人。
鸡毛房乃是一种避寒的地方，小小的房子里铺满鸡毛，保暖效果极好，但是又暗又臭。穷人只需交得一文钱，便可以进去御寒。
但就是这一文钱，也有很多人是交不起的，于是便时常看见有人冻饿死在路边，或有人拖着病体残躯哀哀求鸡毛房的主人准许他赊住一晚。
鸡毛房的事还是幺娘告诉李咎，李咎才知道的。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把原计划叫乞丐们帮忙宣传招工、让长工们签完契约就住到李园的打算改掉了。
他直接拿出二十两银子，买下城外一片宅子，总有五六间，因来不及砌成炕来，就找卖货郎从乡下收鸡毛来，做成了鸡毛房。
然后他找来王得春，得知他未曾婚娶，也无家人，于是给他出一钱银子做工钱并另付三十个大钱吃饭，除夕到正月十五这十六天还额外给八两银子、一件棉袄、一个猪头、两只鹅，让他帮忙在鸡毛房做监管。王得春一个月累死累活才挣二三两银子，听了这价差不离，工也轻省，立马痛快答应在鸡毛房守着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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