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于说真话
一生没说过假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的。
故我认为尽量说真话，争取多说真话，少说假话，也就算好品质了。
何况我们有时说假话，目的在于息事宁人。有时真话的破坏性，是大于假话的。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明白。
但如果人人习惯于说假话，则生活就会真假不分了。
然而我却越来越感到说真话之难，并且说假话的时候越来越多。仿佛现实非要把我教唆成一个“说假话的孩子”不可。
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恕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而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
记得我小的时候，家母对我的第一训导就是——不许撒谎。
因为撒谎，我挨过母亲的耳光。
因为撒谎，母亲曾威逼着我，去请求受我骗的人原谅，并自己消除谎话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我学会了撒谎。倒也没什么人什么势力直接压迫我撒谎，更主要的是由于撒谎和虔诚连在了一起。说学会了也不太恰当，因为没人教，就算无师自通吧。
有一天我和同学中的好朋友从学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谈起了“林副统帅与毛主席井冈山会师”。
我说：“是朱德嘛！怎么成林副统帅了？咱们小学六年级的历史书上，明明写的是朱德对不对？”——因朱总司令已上了“百丑图”，我们提到他时，都将“总司令”三字省略了，直呼其名。
同学说：“那是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的历史现在重新颠倒过来嘛！”
我说：“那也不对呀，林彪当时才是连长呀！”
同学说：“那也是被颠倒的历史，现在也应该重新颠倒过来嘛！”
我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真是被颠倒的历史呢？”
同学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不是被颠倒的历史呢？咱们左右都是不知道，将来再颠倒一次，也不关咱们的事儿！”
正是从那一天始，我和我的那一个同学，将撒谎和虔诚分开了。难免继续说谎话，但已没了虔诚。
前几年，有个外国朋友，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假话时有何感想。
我回答：“明明在说假话而不得不说，我是这样安慰自己——反正人一辈子总要说些假话，赶上了亿万群众轰轰烈烈都说假话的年代，把一辈子可能说的假话，一块都在这个年代里说了吧！这个年代一过去，重新做人，不再说假话就是了。”
外国朋友又问：“那么梁先生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没说过假话了？”
问得我不由一怔。
犹豫片刻，我说出一个字是：“不……”
我因自己没有失掉一次说真话的机会，对自己又满意又悲哀。
外国朋友流露出肃然起敬、钦佩之至的表情。
我赶紧说：“我说‘不’的意思，是我没有做到不说假话。”
我想，如果我不解释，我说的这一个字的真话，实际上岂不又成了假话吗？
外国朋友也不由一怔。
她问：“那又是因为什么？”
我说：“一方面，我感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经有了一个维护真话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大概要归咎于我们有说假话的后遗症。”
她问：“报纸、广播，不少宣传手段，不是都曾被调动起来，提倡、鼓励和表扬说真话吗？”
我说：“这恰恰证明假话之泛滥是多么严重啊。倘若说真话须郑重地提倡、鼓励和表扬，细想想，不是有点可悲吗？”
她问：“妨碍说真话的根源，主要是政治吧？”
我说：“那倒不尽然。在党内，将说真话作为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一提再提，足见共产党是多么希望他的党员们都说真话。我不是党员，但对此确信不疑。而我感到，社会上，似乎弥漫着将说假话变成一种社会风气的怡然之风。”
她不懂“怡然”二字何意。
我请她想象小孩子玩“到底谁骗谁”这一种纸牌游戏获胜时的洋洋自得。
她说：“梁先生，可是据我所知，你被认为是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啊！”
我说：“我当然坚持说真话。‘坚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词。况且我常常坚持不住。在上下级关系方面，在社交方面，在工作责任感方面，在一心想要做好某件事的时候，在根本不想做某件事的时候，有不少因素迫使你就范，不得不放弃说真话的原则，改变初衷，而说假话。常常是，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有困难有问题，你说了假话，困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说了真话，困难就更是困难，问题就更是问题了。我说过多少假话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仅仅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说过一些真话，人们就已经觉得我有值得尊重的一面，可见说真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到了必须认真提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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