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确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
下面，我按自己的年龄阶段梳理那些影响：
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钓金龟》、《铡美案》、《乌盆记》、《窦娥冤》、《柳毅传书》、《赵氏孤儿》、《一捧雪》……
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念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截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她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她伤心；并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她蒙耻。民间舆论的方式亦即现今所谓之口碑。东北人家，十之八九为外省流民落户扎根。哪里有流民生态，哪里便有“义”的崇尚。流民靠“义”字相互凝聚，也靠“义”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倘某某男人一旦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那么他在品格上几乎就万劫不复了。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地不容置疑。故我小时候对“义”也是特别崇尚的。但流民文化所崇尚的“义”，其实只不过是“义气”，是水泊梁山和瓦岗寨兄弟帮那一种“义”，与正义往往有着质的区别，更非仁义。然而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述自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地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地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了。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
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尤其那些男知青人物，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讲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
在日常生活中，“义”字常使我面临尴尬事，成尴尬人。比如我一中学同学，是哈市几乎家喻户晓的房地产老板，因涉嫌走私，忽一日遭通缉——夜里一点多，用手机在童影厂门外往我家里打电话。白天我已受到种种忠告，电话一响，便知是他打来的。虽无利益关系，但有同学之谊。不见，则不“义”；往见之，则日后必有牵连。犹豫片刻，决定还是见。于是成了他逃亡国外前见到的最后一人。还替他保存一些将来翻案的材料，承诺三日内绝不举报。于是数次受公安司法部门郑重而严肃的面讯。说是审问也差不多：录口供，按手印，记录归档。
这是五六年前的事。
我至今困惑迷惘，不知一个头脑比我清醒的人，遇此事该取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倘中学时代的亲密同学于落难之境急求一见而不见，如果虚惊一场，日后案情推翻（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将有何面目复见斯人，复见斯人老母，复见斯人之兄弟姐妹？那中学时代深厚友情的质量，不是一下子就显出了它的脆弱性吗？这难道不是日后注定会使我们双方沮丧之事吗？
但，如果执行缉捕公务的对方们不由分说，先关押我三个月五个月，甚或一年半载，甚或更长时间（我是为一个“义”字充分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的），我自身又会落入何境？
有了诸如此类的经历后，我对文学、戏剧、电影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凡在虚构中张扬的，便是在现实中缺失的，起码是使现实人尴尬的。此点古今中外皆然。因在现实中缺失而在虚构中张扬的，只不过是借文学、戏剧、电影等方式安慰人心的写法。这一功能是传统的功能，也是一般的功能。严格地讲，是非现实主义的，归为理想主义的写法或更正确。而且是那种照顾大众接受意向的浅显境界的理想主义写法。揭示那种种使现实人面临尴尬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以及人性困惑的真相的写法，才更是现实主义的写法。回顾我早期的写作，虽自诩一直奉行现实主义，其实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左顾右盼，每顾此失彼，像徘徊于两片草地之间的那一头寓言中的驴。就中国文学史上呈现的状态而言，我认为，近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其暧昧性大于古代，现代大于近代，当代大于现代。原因不唯当代主流文学理念的禁束，也由于我及我以上几代写作者根本就是在相当不真实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它最良好开明时的状态也不过就是暧昧。故我们先天的写作基因里潜伏着暧昧的成分。即使我们产生了叛逆主流文学理念禁束的冲动，我们也难以有改变我们先天基因的能力。
自幼接受的关于“义”的原则，在现实之中又逢困惑和尴尬。对于写作者，这是多么不良的滋扰。倘写作者对此类事是不敏感的，置于脑后便是了。偏偏我又是对此类事极为敏感的写作者。这一种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的冲动，每变成难以抗拒的写作的冲动。而后一种冲动下快速产生的，自然不可能是什么文学，只不过是文字方式的社会发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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