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
一、文学是你的艺术生命，文学也是你与世界交往和沟通的方式，对吗？读者是你陌生而熟悉的朋友，你如何与他们交往呢？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纵然作家极想，也不可能。对于天南地北的许多读者，作家若受“交往”之心左右，他就什么都不用干了。那也肯定还是“交往”不过来。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读者，非要和某作家交往不可。更多的读者，是比作家本人还明白这一点的。其明白，证明大多数读者对作家这一种职业是体恤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我早就不是一个拥有充分的写作时间的作家了。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是最不以为然的，如同一个常处在发烧感冒情况下的人对冬泳不以为然。我每个月的时间往往是这样“瓜分”的——三分之一划归在单位的本职工作和难以推托的活动。三分之一划归“哥们儿”。他们既非作家、编辑、记者，亦非文学的或我自己的读者，仅仅是些与我有着脐带般的“古老”友情的人。时代剧变，他们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从前他们希望从我这儿求得具体的帮助，从前他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作家的社会“能量”高估了。现在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也仅仅满足于从我这儿获得友情的安慰以及咨询。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这儿是必须优先确保，来者不拒的，否则我对我自己做人的感觉不好。最后的三分之一归于写作、家事、应酬来访的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
我目前“争取”时间的方式是——尽量推托掉几乎一切的活动，包括文学与影视活动。再从睡眠和吃饭时间内挤出一些“补贴”给写作。
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无好感，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但是由此话题可引出另一话题——有次在某种文学场合，一名记者问我：一百个读者和一位卓越的评论家，你更看重哪一方对你的书的评价？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一百个读者。
对方脸上呈现出了讥笑。
我脸上也呈现出了讥笑。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为谁？差不多可称作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担得起“卓越”二字一样。而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中，有中学生、大学生、硕士、博士以及他们的老师、导师；有机关干部甚至“高干”；有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有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还包括商人，以及身份各异的国外华侨……
我当然要极其认真地读他们的信，极其认真地思考他们对我的某部书某篇作品的“评论”。
他们的“评论”真来真去，毫无暧昧之词违心之词。
最主要的，那是“干干净净”的“评论”，不掺任何杂质。有的信写得很长。香港的周安达源先生是一位经商者，曾用毛笔给我写来十余页的信谈我作品的得失。他当年毕业于美国某大学，而且是文学硕士。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之道”。
我写任何一篇作品时，头脑中从不曾有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影子晃来晃去。
我起码是为“一百个”读者而写作的，当然同时也为自己。
我给读者回信，常常是在读者通过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断写信的人不是骗子，我又能够给予帮助的情况下。
如果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
而我认为其实不算的……
二、作家是以探究人性为己任的，对人性的洞察与敏感是作家的特长，缘此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颇为壮观，有的作家却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欢独步遐思，只与最亲近的朋友来往。你呢，属于哪一类？为什么？
我属于后一类。因为，不但如前所述，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身体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过剩吧。
另外，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我父亲在世时如此，我高中的儿子亦如此。这是基因所决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社交，一直还没太弄明白。
我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因无法独处片刻而不堪忍受，于是坚决请假两日，哪儿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书，记点儿笔记。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我是个低消费者。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一整日无人来访，吸着烟，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好书，或一部录像带，对我来说是最大享受。
我极反感的事之一便是社交性聚餐。
我希望，一切够朋友的人，都能仁慈地照顾到——我也有享受人生最好时光的需要和权利……
三、鲁迅先生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那么什么样的人，你绝不与他交往呢？你最能原谅与最不能原谅的别人的缺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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