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红腰带
※初恋
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
许多读者总以为我小说中的某个女性是我恋人的影子，那大错特错。她们仅是一些文学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们的存在，只证明作为一个男人，我喜爱温柔的、善良的、性格内向的、情感纯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如是。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我认为这个结论大致是正确的。
我那个连队，有一排宿舍―破仓库改建的，东倒西歪。中间是过廊，将它一分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开会，互不往来。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编排，劳动还往往在一块儿。既一块儿劳动，便少不了说说笑笑，却极有分寸，任谁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闹闹，是违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是要受批评的。但毕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动，在所难免，却都抑制着。对于当年的我们，政治荣誉是第一位的，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星期日，倘到别人的连队去看同学，男知青可以与男知青结伴而行，不可与女知青结伴而行。为防止半路会合，偷偷结伴，实行了“批条制”―离开连队，由连长或指导员批条，到了某一连队，由某一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签字。路上时间过长，便遭讯问―哪里去了？刚刚批准了男知青，那么随后请求批条的女知青必定在两小时后才能获准，堵住一切“可乘之机”。如上所述，我的初恋于我实在是种“幸运”，也实在是偶然降临的。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二十三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九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二十七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
她说她回黑河结婚。她说她走之后，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守着四间屋子，她有点不放心。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麦场后面就是山了，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我犹豫，顾虑重重。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请求过，连里同意。”我便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卫生所一个房间是药房（兼作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第四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四个房间都不大。我住临时看护室，每晚与小董之间隔着门诊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往往是晚上十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梁老师，回来没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
“回来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
“还出去吗？”
“不出去了。”
“那我插门啦？”
“插门吧。”
于是门一插上，卫生所自成一统。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
“梁老师！”
“什么事？”
“我的手表停了，现在几点了？”
“差五分十一点。你还没睡？”
“没睡。”
“干什么呐？”
“织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隔着一个房间，在晚上差五分十一点的时候，大声交谈了一次。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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