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当天晚上，我的老鼠尾巴已经长到两尺长了。妻将我所有裤子的两兜儿都剪开，为的是我可以把尾巴卷起来，从裤筒内塞入裤兜里兜住。妻一再嘱咐我，以后钱什么的重要东西，再也不能往裤兜里揣了。裤兜以后只要兜住尾巴就是了……
“公民们！各行各业的诚实的劳动者们，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文艺从业者们，大学生们，妇女同胞们，少先队员们，小朋友们，现在开始广播告市民书！现在开始广播告市民书！”
电视新闻节目女播音员那张熟悉的面孔，显得异乎寻常的严肃，然而声调却是微微颤抖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微微颤抖的，传达出内心里没法儿掩饰的惶悸不安。
儿子闻声从他的房间悄悄走来。我们一家三口依次而坐，屏息敛气，三双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侧耳聆听。
“告市民书”的正文换了男播音员宣读。他那种表情仿佛是在向世人告之世界末日的到来：
“全体公民们，目前我市正面临着外星人对我们早已习惯了的，而且越来越习惯了的语言成分的无理干涉！我们祥和美好的生活正受到他们的严重滋扰。每多一个谎言，一句假话，就将有我们十位亲爱的同胞长出不同的尾巴！这样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市委紧急动员呼吁，市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要本着对自己对他人的高度责任感，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市委明白，这对我们无疑是相当痛苦的，难以忍受的。但我们一定要发扬坚忍不拔，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精神！”
我知道“告市民书”是由小邵这位市委的第一笔杆子起草的，是由曲副书记亲笔定稿的。因为这其实是我向市委提议的应急措施的第一项。
我联想到了三十年前林彪说过的一句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林彪非是等闲之辈。他这句话显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在中国颠扑不破的经验性。林彪是早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但是他的话，却咒语似的，从此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灵魂。近二三十年来，我总感到中国迟早是要出事的。也许会出在官僚的腐败方面，也许会出在体制的自相矛盾方面，也许会出在工人阶级的大面积失业方面，也许会出在农村基础政权的部分瓦解、部分变质方面，或者出在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方面……却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出在说假话方面！
事到临头，我也没心思没情绪忧国忧民了，还是先忧妻子忧儿子吧！虽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但我实在不愿看到妻子和儿子也长出某种尾巴，哪怕是漂亮的尾巴！
我起身关了电视，注视着妻子问：“听清楚了？”
妻默默而又不安地点头。
我再问儿子一遍。
儿子也默默而又不安地点头。
我说老婆啊，现在，你，马上收拾东西！你必须带着儿子立刻逃离这座城市！
妻说你慌什么啊！又不是战乱，又不是瘟疫，谈得上逃离不逃离的吗？别乱用词儿吓着儿子！不就是长尾巴吗？别人都长，咱们就也跟着长呗！我不是并没慌吗？
她说得轻描淡写！而我看出，她内心里其实已经慌得没了主张，故作镇静罢了。
我说：“儿子，你到小屋去，我要单独和你妈说几句话！”
儿子半点儿异议都不表示，乖乖地起身离开了。严峻的局势对儿童往往是一次特殊的成熟教育，能使不那么听话的孩子也变得极其听话。
我将房门关上，尽量压低声音对妻子说，局势比电视里宣告的要严峻得多！不仅仅是人们都长不长尾巴的问题。
于是我将发生在那辆紫红色“皇冠”里的可怕情形，发生在那个小食杂铺子里的可怕情形，丝毫也不加以夸张地讲给妻听。我一边吸烟，一边谨慎地选择一些绝不带血腥和恐怖色彩的词，但妻的脸色还是渐听渐变着。
我讲完，妻嘴角颤颤地抽搐成一抹笑，说你又红嘴白牙编瞎话了！说让你第一个长出尾巴一点儿都不冤你！如果发生了亲眼看见的事儿，为什么今晚的电视新闻不报道？
我火了。我说你笑什么老婆？到了这种时刻你怎么居然还笑得出来？你再笑我扇你！我说你是中国人，难道你对中国电视新闻究竟有多少透明度还不了解么？那叫官方喉舌！关系到社会安定！有些事件，有些真相，该封锁，那就是要全面封锁！一点儿都不含糊。从来都不含糊！该不让老百姓知道的，那就得把老百姓当阿斗！什么时候可以让老百姓知道了，可以让老百姓知道几成，那是完全由官方掌握着分寸的！比如我白天目睹的两件事，能在刚才的新闻节目中报道吗？一报道能不引起恐慌吗？我这只不过是在家里对你说，如果我在外边逢人便讲，不将我逮起来，扣上个造谣惑众的罪名惩办才怪了！最温和的对待，那也得宣布我是疯子，第二次将我投入精神病院！我说老婆啊，你想一想，人如果长出巨蟒的尾巴，长出虎豹豺狼的尾巴，那心理上能不向兽性嬗变么？嬗变了，能不人吃人吗？我说归根到底，我并不太怕你和儿子也长出尾巴。我不是已经长出耗子尾巴了吗？不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吗？我是怕你们生命受到威胁，怕那些向兽性嬗变的人袭击你们！怕你们成了牺牲品，被吃了！我身板儿这么单薄，又不会武功，连一件具有威慑力的武器都没有，凶险时刻保护得了你们吗？保护不了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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