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陕西三作家
在“新时期文学”十年中，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态势相当活跃，而且颇具阵容，曾被誉为“文学陕军”。他们的作品，亦每令全国文坛瞩目。自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全国只有两个省份的作家两次轮获该奖，一是四川作家，一是陕西作家。正如诸位所知，四川省获“茅盾文学奖”的两位作家是周克芹和阿来；而陕西省获该奖的两位作家是路遥和陈忠实。也正如诸位所知，周克芹和路遥已令人痛惜地去世了。到今天为止，已有三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去世。另一位是湖南作家莫应丰。三位作家中，周克芹逝世时刚刚六十岁左右；而路遥和莫应丰两位，逝世时还都不到五十岁，诚可谓英年早逝。而且，他们又都是在获奖之后不久便去世了的。从前中国人的日子都过得很清苦，几代人严重缺乏营养，身体健康素质是那么的薄弱；而写作，尤其长篇写作，又尤其笔耕式写作，是那么耗心血的事。当年没有电脑，终日伏案，几十万字百余万字地“爬格子”，几近于一种静态的体力劳动。而倘以劳动而论，我认为，又以执笔进行长篇创作这一件事为最苦，连锻炼了肌肉发达的益处都谈不上。相反，只能使肌肉萎缩，并生出多种的病来。在此，诸位，让我们缅怀周克芹、莫应丰、路遥三位作家吧！他们都是对文学创作这一件事特别虔诚的作家，他们的获奖作品，虽然在今天看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局限性、艺术缺憾，但仍不失为优秀的长篇。我个人又认为，今人评价十几年前的文学作品时，是不可将其思想局限性和艺术缺憾，一股脑儿视为作家本人认识生活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觉方面的问题的。他们当年并不能像今天的写作者一样，享有如此宽松的创作自由。
让我们话归正题。
路遥
经过二十余年的时间的筛选，中国之作家队伍，像那部外国的电视纪录片《生存者》所表现的那样，阵容明显地萎缩了。仅以陕西省而论，陈忠实和贾平凹，特别突出地意味着一种筛选后的精粹性。路遥虽然已故，但我们认为，他及他的作品，不可不与陈、贾二位相提并论。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尤其是陕西省文学创作的成就，到任何时候，不谈路遥都是不全面的。
这三位作家，他们有什么共性呢？
第一，他们在文坛上声誉鹊起以前，都有着较长期的陕北农村生活所赋予的后来的创作底蕴。这与父辈或祖父辈曾是农民的作家极为不同。对于后者们，农村只不过是一种家庭出身，是某一个与家庭出身相关的模糊的地方罢了。比如我，虽然祖籍山东一个小村，但父亲十四岁就闯关东成了城里人。而我出生在哈尔滨市，下乡前，除了在城市近郊参加过几次中学生的助农劳动，对农村生活形态、对农民们，是没有太多感性认识的。我尊重农民，但也仅仅当他们是人民的一大部分，纯粹从理性上尊重着罢了。而以上三位陕西作家和我不同，和一切我这样的出生在城市，长大在城市，与农村仅有祖籍关系的作家们是不同的。他们对于农村和农民的了解，毫无疑问要比我这样的作家直接得多、深厚得多、饱满得多。
第二，他们之人生经历、经验、体会和感悟的最温馨，回忆起来最动心的那一部分，亦即构成人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块垒”的那一部分，又往往直接与他们的农村生活时期密切相连。
第三，是文学这一件事，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引领到了大城市里，起码是文学这一件事巩固了他们成为大城市里人的自信。故在他们的意识里，文学、农村、农民——乃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怀有感激来对待的事情，是他们的作家意识的三角框架。而此点，又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他们反映农村沧桑，反映农民命运的使命感。
第四，他们对于城市的心理往往是矛盾的。他们当然希望自己是置身于城市文明之中的人，但他们又都十分清楚，有利于他们进行创作的那一种生活养分，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仍须依赖各自积累的农村生活的底蕴。这使他们一拿起笔来创作，意识便本能地转移向了农村。久而久之，依赖变成了惯性式的创作倾向。三人中，要数贾平凹反映城市的冲动最为明显。另外两位的作品，其内容基本上不曾脱离农村。笔触所到，仅探及了小城镇的人情世故的界线而已。
他们的不同：
路遥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是司汤达似的。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从来也没能达到周克芹写“许茂”那么丰满和生动的程度。他的作品的文学贡献更在于——塑造了贯穿八十年代史页的中国农村男性青年的典型形象。如《人生》中的高家林，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正文。由于笔下人物的年龄小于他自己，由于他体恤他们、厚爱他们，故《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兄长般的感情。一如司汤达以兄长般的作家感情，同情着笔下的于连。《人生》中的高家林身上，重叠着多么显然的于连的影子啊！而到了《平凡的世界》，给我的感觉是，孙正文这一人物形象，反而不如高家林那么鲜明了。为什么？因为高家林在对待自己与巧珍的关系方面，心灵始终承受着八十年代前后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道德尺度的拷问。我们不必深究当年那道德尺度的对错，总之我们知道它曾是那么的强大，令人畏怯。甚至可以从作品中看出，连作者本人对它也是有几分讳莫如深的。作者与作者笔下之人物，一并处在所谓道德抉择的十字路口，一并承受它的压力时，作品就已经具有着“先天”的深刻了。事实上也是那样，《人生》在当年曾引起过这样的争议——高家林是否是一个当代的陈世美？我们今天在看这部小说时，更不必陷入当年那么必然同时又那么肤浅的争议。我们应得出的结论是——高家林这一文学形象，因了他所引起的广泛同情和同情舆论下的争议，成为当年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学形象。而这是《人生》的殊荣。因为一部作品，倘塑造了一个值得人们广泛参与评说的形象，便已经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了。以现实主义文学的尺度衡量之，尤其如此。而到了《平凡的世界》，孙正文不同了：他极其正面，特别理想化；他坚忍，正派，感情内敛；他恪守人生原则，不曾做任何会使自己良心不安之事。他所面临的人生问题，一言以蔽之皆是生存问题。路遥对他的同情和体恤，也基本上表现在生存的层面。通过他为了生存而奋斗的过程，向现实发出的叩问是——这么好的一名农村青年，为什么连生存都这么难？应该承认，路遥对农村青年那一种兄长般的厚爱，在《平凡的世界》中流露得淋漓尽致。“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是作者的题记。它更加意味着《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虔诚的小说，更加意味着路遥对农村青年那一种兄长般的厚爱十分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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