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三访江村 注 本文为作者1981年参加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时的演讲。
从青年时代踏进这门学科，我就已经向往的荣誉，经过了半个世纪坎坷的道路，到了垂暮之年，突然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欣慰愧赧可能是形容此时内心感受最适当的语词。去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通知我要我在今年冬季到伦敦来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以我学术上的成就来说，我决不敢妄想和从这个世纪开始时起接受这奖章的任何一位著名学者相提并论。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光荣榜上开始列入中国人的姓名时，我感到衷心喜悦。这表明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学者们怎样重视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将有赖于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在这个体会的驱策下，欣然就道，来到我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经过了三十五年，再一次站到这个讲台上来，虽然使我不胜遗憾的是已经不能再见到主持我那次大学演讲的汤乃教授（R. H.Tawney）了。
提到汤姆斯·赫胥黎（Thomas H.Huxley），这是我们中国知识界熟悉的名字。早在1895年，我出生前的十五年，他的名著《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已经由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中国清代学者严复用当时优美的古文翻译出版，书名《天演论》。1976年，又有人改译成当前通行的白话文的版本行世。到今天来说，在中国至少已经有四代人受到这位英国学者的影响了。为纪念他而设的讲座名单上列入中国人的姓名，可以认为是对这位人类学的先驱者在全世界人民思想上所起的促进作用的历史肯定。荣誉属于这位先哲的本人。
坦率地说，使我发愁的倒是我自己能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讲些什么来报答同仁们对我这样殷切的期待？在这里我不能不感谢今天在座的我的老师雷蒙德·弗思爵士（Sir Raymond Firth）。他在今年6月里，遥感到我的困难，伸出了援引的双手。他来信说：“我看到你还没有决定在你的赫胥黎讲演里将对我们说些什么……在我心中涌现的各种意见中，有一种也许更突出一些的是讲讲你对开弦弓村l938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开弦弓村是我在1936年调查过的一个靠近我出生地江苏吴江县的农村，想用它来代表这一类型的农村，我给它一个“学名”叫“江村”。后来我到这个学校来上学，就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B.Malinowski）的指导下，根据这个农村的调查材料写成论文，1938年出版，书名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称《江村经济》。
在我收到这位老师的来信之前，我早已有意想在我的余生中写一本书，叙述这个农村的新面貌。今年十月我有机会偕同我在上述书中提到的那位姊姊，现在已经七十八岁，一起去开弦弓村走了一趟，当然说不上什么实地调查，事实上只可以说是回乡探亲。乡亲们的热情是难于形容的。我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这种感情的余波，也使我忘记了今天我是在一个学术的讲座上。我恳求你们的宽容，让我讲一些只适合于朋友间茶余酒后的谈话，为大家摆一摆这个已经为西方学者熟悉的开弦弓村半世纪来的变化、当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前景。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生前曾告诫进行微型调查的人类学者，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或是满足于历史的切片，不求来龙去脉。所以我必须首先指出，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个农村中的一个。（全国有大约五百万个生产队，江村现在有两个生产队或两个村。）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同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中国农村不同的特殊性。我认为只要把它在中国农村中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也就可以避免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错误了。
开弦弓村处于苏杭之间，太湖之滨。古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指出了在经济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富饶地区。不仅因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产较高，而且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副业和手工业也较为发达。这个特点已有很长的历史，一直维持至今。按1979年全国抽样调查了七十万个生产大队，该年个人平均年收入不到100元。而开弦弓村所在的苏州地区1980年个人平均年收入约250元。这地区在经济上占先的地位是明显的。开弦弓村在苏州地区却处于中级，个人平均年收入接近300元，略高于这个地区的平均数。我们抓这个在全国居上游，上游中又居中级的农村进行解剖，就可以和比它好的和比它坏的农村相比较，从而看到当前中国农村经济正在怎样变化，要致富上升应采取什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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