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闻于是便在京师悄悄的流传开了。
众举子对于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多岁就想着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熙宁二年十一月份时举子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这件事的真伪已不可知，因为事后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论语正义》。
当时唐棣等人完全沉迷编撰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就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这种荣誉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桑俞楚和唐甘南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干脆斥资购下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书定稿，就立刻刊印发行。
但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却迟迟不肯定稿。
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石越还强调了“逻辑学”[7]的意义。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出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他在书中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达，甚至还暗示了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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