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不知道科学灵感何时会来敲门。我当然不指望自己看犯罪类电视剧时能喊出：“尤里卡 注 传说阿基米德在洗澡时想出了浮力定律，高呼“尤里卡”（eureka），希腊语意为“我想到了”。——译者注 ！”在美国犯罪题材连续剧《数字追凶》的某一集中，正义阵营借助一些天才设计的数学模型，或者叫作“信任标尺”（trust metric）的工具，计算嫌疑恐怖分子的忠诚度，从而控制了一起恐怖袭击。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离间潜在恐怖分子之间的信任关系。正是这个设定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但我怀疑这只不过是编剧和数学顾问共同杜撰的故事罢了。
可是对我来说，我的数据也许是构成现实版“信任标尺”的关键因素——是有承诺关系的伴侣之间的信任。数学的界定不仅让我证实了自己的理论——信任是爱的基础，还让我能够在实验室里对此展开研究。我可以通过信任缺失判断出伴侣关系出现危机，甚至比他们自己发现得还早。
在科学界，新发现总是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但我在探索信任的道路上，却没能从前人的成果中获益。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用数学方法研究信任度。在以往的大量研究中，伴侣间的忠诚度水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专家甚至把信任视为一种人格特质——你要么有，要么没有。但我不信。我敢肯定，大多数伴侣都会夸大他们之间的忠诚度，从而保护自己不受背叛，增大他们共同拥有幸福未来的胜算。
当博弈论遇见爱情
我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考虑两人之间的忠诚度，建立了我的“信任标尺”。为了深入挖掘信任的问题，我们要采用数学的方法。但是通常来说，数学的目标并不包括解决关系问题！博弈论在冷战时期颇为流行，因为那时分析师希望通过仔细审视决策过程，帮助他们在对抗时更好地预测敌对集团或者国家的行为。博弈论的基础便是数学，它是由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在他们的重要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中首次提出的。数学家们如今认为博弈论存在缺陷，但是博弈论的发展仍然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且激发了一批冷战专家的预见：计算机可以被用于评估各种外交策略的优势。我倒是对这种想法表示怀疑。这个工具如果不被用于赢得战争而是赢得爱情，它该多么有用啊！
爱的关键词
信任标尺：一种用于计算忠诚度的数学模型，戈特曼将其发展为研究信任度和伴侣间忠诚度的数据研究方法。
零和博弈可能是博弈论中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了。在零和博弈中，双方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取最大收益，阻止对方获得任何收益。橄榄球赛就是一种零和博弈：纽约喷气机队的胜利必定意味着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失利。但对手之间并非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比如，在公司里使用零和博弈去寻求职业发展是不理智的。尽管两个同事竞争同一个岗位，他们仍然需要为了业务而彼此合作，因为工作的成功对他们自己至关重要。在这类冲突中，双方需要关注怎样使双方的收益最大化，至少使损失最小化。
大多数博弈论的场景都假设，为了让一方得到最大化的收益，必须影响另一方的决策。以一对新人为例。想象珍妮和阿尔刚刚搬进了新家，正准备想个好办法来处理他们最讨厌的家务活。博弈论自然会认为，珍妮和阿尔会像美国和苏联那样彼此不信任。这纯属无稽之谈。在通常情况下，新婚夫妇和刚刚再婚的夫妇都会比较谨慎。因为这些关系中缺乏历史记录，他们会相互奉献，尝试着去彼此信任。
作为理性博弈者，珍妮和阿尔知道他们只有4种处理家务的方法：没人做、一起做、某一个人做而另一个人不做。双方都想采用那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至于是否对对方有利并不重要。双方都认为让对方做家务就是让自己收益的最大化的方式。
博弈论表1—1展示了珍妮是怎样排列她的选择的。她把这4种情况看作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后用0～10分对收益进行逐项评估。
表1-1 珍妮的收益
珍妮不想生活在猪圈里，所以如果双方都不打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收益，所以她给这个选项0分。如果只有她一个人打扫，她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自己讨厌的事情——尽管这确实可以让她获得一点收益（一套干净的寓所）。这个选项得2分。她给阿尔一个人打扫评4分。她知道他做不好家务，因为他总是对面前的灰尘和杂乱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她还是宁愿让阿尔来打扫厨房，这总比她自己干要好。最后一个选项，分担家务活，让她既可以保持居所清洁，又不必承担过多的家务。所以她给这个选项打了最高分：10分。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你可以从表1—1中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至少，它说明不管珍妮做出什么理性选择（做不做家务），她的最高收益都必须有阿尔的参与，至少需要他分担一点家务。请看表1—1最右边一栏。如果阿尔做家务，珍妮的总收益是14分。如果不管珍妮有多累，阿尔连扫帚都不碰一下，珍妮的收益会直降到2分。换句话说，阿尔的行为可以给珍妮的收益造成12分的差异。这个差距是巨大的。要让珍妮要获得最大收益，最重要的就是，她必须让阿尔和她一起做家务。表1—2显示了她丈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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