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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企业的关系
创业是一次“脱敏”的过程
在反对的声音中开始
5年前当我决定要做手机的时候，身边99%的朋友都反对我、打击我，当然他们是善意的。像我的老同事李丰，他那时已经去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做投资了，他当时对我说：“大家对你的判断是个‘愤青’，做不了企业，但是你做了两年半的英语培训，也赚了钱。根据你过去两年半的种种表现，如果出来创业的话，原则上你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投资至少2000万元。但是，如果你要做手机的话，我就切换成朋友的身份给你一些忠告。”他给我讲了一大堆关于为什么不要做这件事的原因。他是我决定做手机后见的第一个投资人，也是我的老朋友。跟他聊过之后，几乎再见到的所有人跟他的说法都差不多，还有一类人是因为跟我不太熟所以不太劝我。但凡关心我，或者跟我有点儿交情，或者拿我当朋友的人，都劝我不要做，而且劝法几乎和李丰一模一样。这种状况持续了大概半年多，我差点儿因此放弃这个项目，去做别的了。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表现出不置可否的态度，他们可能觉得打击我不合适，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来，他们也觉得这件事不靠谱，这种情况比较多。还有给我印象最深的、我要非常感谢的一个朋友——羽良。羽良是做媒体的，是我的好朋友。他原来在搜狐，后来去了网易。他听了我要做手机的消息后很兴奋，他说：“肯定行啊，为什么不做？其他人做得不太好还在做，你为什么不做？我觉得你肯定能干成这事！”这是我所有的朋友里唯一一个这么肯定的。所以我到今天都很感念这件事情，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打击会给我很多负面情绪，但阻止不了我去做想做的事情。如果鼓励我呢，至少会让我尽力做到最好。所以鼓励对我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的“傻”老婆，我在家只要说到想做的事情，不管多荒唐，她永远说：“这个你一定能行！”而且通常她会做出惊喜状。每次都好像我说的恰恰是一个她刚好认为我最应该做的事情似的，从这点来说她对我的帮助很大。
凡事由自己决定
其实在当时，不管身边的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对我做手机这个决定并没有什么影响。通常如果我认为这件事该做，我其实是不太征求别人意见的，我是那种想做什么事不太跟别人商量的人。我和朋友们聊起这件事时，并不是因为我拿不定主意，而纯粹只是聊到的一个话题。劝我的人多了，我便也不太愿意说这件事了。但是投资人不一样，你必须要跟投资人讲清楚，才有可能拿到他的投资，所以你即使不想讲也要讲，并且必须征求他的意见。
但如果有拿不准的事情，我也会去征求别人的意见。这种情况下，如果别人说得对或说服了我，我就不做了。但做手机这件事不一样，这是我认准了一定要做的事。
苗颖是我的几个合伙人之一，在此之前我们就是多年的老朋友，她是我很可贵的人脉资源。她当着公司同事的面会对我很客气，但是我们私下接触的时候，她会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各种毛病。而且她的情商非常高，等她发现我因为被她找出一大堆毛病，而有点儿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时候，她又会适时地鼓励我几句。当确定我能抗打击了以后，再继续打击我。所以这种人很难得的，能与她合作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事，她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还有其他几个合伙人，他们在原来的领域也都是非常强的。他们在赢得了我的信任和尊重之后，如果发现我在他们比较专业的领域里做得不好的话，便会挑我的毛病。过去我的公司也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和我一起做事的时候，也会挑我毛病。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即使挑出了比较准确的毛病，但由于说服我的论证过程不够专业，导致最终没能说服我。但像苗颖这样的合伙人来了之后，有一点好处是：他们在挑我毛病的时候，即使论证得并不是特别理想，但因为我信赖他们在这方面的权威性，因而会格外重视他们的意见。这一点让我感觉每天都在迫使自己进步并有所收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公司来了一些重量级的合伙人。除了苗颖，还有一个人对我帮助比较大，他就是陌陌的老板唐岩，也是我的天使投资人，更是促使我最终决定做手机的人，按传统的说法，他是我“命中的贵人”。因为我花了差不多六七个月的时间尝试去做这件事，会谈了无数家机构，但根本拿不到钱，直到我几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他。他鼓励我去做，并且给了我天使投资，所以我的公司才能走到今天。
但是唐岩这个家伙有一个讨厌的地方是，他有很强的智力优越感。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专业投资人，我去向他请教的问题通常都是我比较笨拙、不擅长的方面。但每次他给我建议的方式，都会伴随着非故意的、却强烈的不耐烦，他的句式永远都是“你怎么怎么样不就完了吗？”比如，我问他这件事情怎么办？他说：“你这样、这样不就完了吗？”永远都是这种语气，但他给我的意见通常都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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