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语言·结构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谈小说。没有系统，只是杂谈。
杂谈也得大体有个范围，野马不能跑得太远。有个题目，是“思想·语言·结构”。
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这不是理论书里所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思想。一般所说的思想性其实是政治性。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里引伸出来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思索是很重要的。我们接触到一个生活的片段，有所触动，这只是创作的最初的契因，对于这个生活片段的全部内涵，它的深层的意义还没有理解。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我以为这是对的。理解不会一次完成，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思索。一个作家和普通人的不同，无非是看得更深一点，想得更多一点。我有的小说重写了三四次。为什么要重写？因为我还没有挖掘到这个生活片段的更深、更广的意义。我写过一篇小说很短，大概也就是两千字吧，改写过三次。题目是《职业》，刘心武拿到稿子，说：“这样短的小说，为什么要用这样大的题目？”他看过之后，说：“是该用这么大的题目。”《职业》是个很大的题目。职业是对人的限制，对人的框定，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无限可能性的失去。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正是学龄儿童，如果上学，该是小学五六年级，但是他没有上学，他过早地从事了职业，卖两种淡而无味的食品：椒盐饼子西洋糕。他挎一个腰圆形的木盒，一边走一边吆喝。他的吆唤是有腔有调的，谱出来是这样：
#556——｜532——‖
椒盐饼子西洋糕
（这是我的小说里唯一带曲谱的。）
这条街（文林街）上有一些孩子，比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略小一点，他们都在上学。他们听见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吆唤，就跟在身后摹仿他，但是把词儿改了，改成：
#556——｜532——‖
捏着鼻子吹洋号
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并不生气，爱学就学去吧！
他走街串巷吆唤，一心一意做生意。他不是个孩子，是个小大人。
一天，他暂时离开了他的职业。他姥姥过生日，他跟老板请了半天假，到姥姥家去吃饭。他走进一条很深的巷子，两头看看没人，大声吆唤了一句：“捏着鼻子吹洋号！”
这是对自己的揶揄调侃。这孩子是有幽默感的。他的幽默是很苦的。凡幽默，都带一点苦味。
写到这里，主题似乎已经完成了。
写第四稿时我把内容扩展了一下，写了文林街上几种叫卖的声音。有一个收买旧衣烂衫的女人，嗓子非常脆亮，吆唤“有——旧衣烂衫我来买！”一个贵州人卖一种叫化风丹的药：“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每天傍晚，一个苍老的声音叫卖臭虫药、跳蚤药：“壁虱药、虼蚤药”。苗族的女孩子卖杨梅、卖玉麦（即苞谷）粑粑。戴着小花帽，穿着板尖的绣花布鞋，声音娇娇的。“卖杨梅——”、“玉麦粑粑——”她们把山里的初秋带到了昆明的街头。
这些叫卖声成了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背景。
“椒盐饼子西洋糕！”
这样，内涵就更丰富，主题也深化了，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苦辛”。
我写过一篇千字小说，《虐猫》，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孩子。“文化大革命”把人的恶德全都暴露出来，人变得那么自私，那么残忍。孩子也受了影响。大人整天忙于斗争，你斗我，我斗你。孩子没有人管，他们就整天瞎玩，他们后来想出一种玩法，虐待猫，把猫的胡子剪了，在猫尾巴上挂一串鞭炮，点着了。他们想出一种奇怪的恶作剧。找四个西药瓶盖，翻过来，放进万能胶，把猫的四只脚
在里头。猫一走，一滑，非常难受。最后想出一个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上扔下来，摔死。这天他们又捉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拉回来。到了他们住的楼前，楼前围着一圈人：一个孩子的父亲从六楼上跳下来了，这几个孩子没有从六楼上把猫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
如果只写到这几个孩子用各种办法虐待猫，是从侧面写“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破坏，是“伤痕文学”。写他们把猫放了，是人性的回归。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
想好了最后一笔，我才能动手写这篇小说，一千字的小说，我想了很长时间。
谈谈语言的四种特性：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
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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