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达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热衷于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1977年到1980年，很多次由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1975年开创性的5天访法之行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另一些考察团出国。他批评其他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
过去几百年里，中国人也曾去过西方，并为中国带回了新思想。例如，19世纪的翻译家王韬从伦敦回国后，曾著文大力推崇中国可以从西方现代化中学到的东西。 注释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到1978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 注释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1949–1992）》（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下册，第1049 页；Nina P. Halpern,“Learning from Abroad: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Modern China 11, no. 1 (January 1985):77–109. 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回国之后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细致的考察。
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 注释 Deng Xiaoping, South China Elites Weekly, August 17, 2004 ，转引自林重庚： 《序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载吴敬琏编：《中国经济50 人看30 年：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年12月2日，他告诉那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 注释 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话记录》，《百年潮》，1999 年第3 期，收入杨天石编：《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192 页。 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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