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一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泽东对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资产阶级”政策感到不悦。他无法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传播自己的观点，便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次日该文又由上海市党报《解放日报》转载。然后，71岁的毛泽东乘专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汉等几个城市，为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点火。
这个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当时邓小平对北京沉闷的经济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他不能在《人民日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便把它登在另一家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可是1991年这把火并没有点着，决心已定的邓小平在1992年又点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87岁高龄，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
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的恐慌，北京1989年5月戒严失败后的危局，苏联和东欧政权的相继垮台??。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气氛高度紧张。谨慎的计划仍在实施，邓小平则吸引着大胆主张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人。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建设派”大多是从事引进新工厂和新技术的中央干部，到1980年代末时，沿海地方政府已积累起自己的财富，形成了更强大的势力基础，使邓小平能够用来对抗谨慎的经济政策。
谨慎的计划官员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失控要对1989年的悲剧负责，因此他们更坚定地要把国家控制在他们认为唯一安全的轨道上。邓小平则认为，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和开放才能维持民众的拥护，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 注释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d e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邓小平受挫，1990—1991
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间，已经在争取能使他压倒稳健派经济政策的政治力量。他在上海与当地负责人讨论了开发浦东的大项目。他知道上海的负责人急于开发浦东，但这必须得到北京的许可。浦东是上海境内一片大约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靠近地理位置优越的长江入海口。当时这个地区大体上仍是农村，易于进行开发，甚至早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就曾萌生出在浦东建一个大港口的念头。上海当地官员希望将它建成金融中心。 注释 Victoria Wu,“The Pudong Development Zone and China’sEconomic Reforms,”Planning Perspectives 13, no. 2 (April 1998):133–165;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第三卷（南京：，第2019–2052 页。 《邓小平人生纪实》凤凰出版社，2004） 尽管上海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但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不但上海，而且邻近的江苏和浙江，工业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邓小平对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有着战略上的考虑。他知道，鉴于上海的巨大规模和人才储备，它的任何进步都将对全国的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不但能够惠及邻近的江浙两省，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的数亿人口。 注释 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214–216 、220 页。另一记录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邓小平人生纪实》。 1920年代邓小平赴法途中，曾在上海停留一周，第一次体验了这个城市的活力；10年后他又在上海做了几个月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曾短暂地参与中共对上海的接管。1980年代末，当他为冬季“休假”来到这座城市时，能够感受到生机勃勃的上海人有待释放的能量。即使不像邓小平那样头脑敏锐的干部也十分清楚，上海的领导人对1930年代上海作为商业大都会的优越地位怀有自豪感，而当时的香港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城市；1980年代中央为广东和福建率先进行试验开了绿灯，却没有让上海这样做，这使他们十分不快。上海的负责人并不讳言：上海有着比广东和福建的任何城市更高的教育、科技和工业水平。上海的领导人得到了群众的全力支持，是邓小平加快发展经济的强大同盟。
1984年，作为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上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从1984年到1990年，上海没有得到北京多少帮助，它的潜力几乎没有发挥出来。广东较易于得到外企投资：在不发达的地区建新厂成本虽然高，但尚可做到。然而，对上海巨大的旧工业进行改造，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资本来支持。上海肩负的为国家财政做贡献的担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却很少，这让上海的领导人感到不满，他们一直在要求北京改变政策。北京一些部委的领导也愿意向上海投资，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担心正在失去对广东的控制，那里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外边而不是中央政府。假如北京为上海提供资本，国家的计划官员对上海的控制能力要比对广东大得多。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