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事情将如何展开。我认为，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
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起强有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对人们进行激励，也支持给人们提供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希望，以免让人们以后失望。他赞成给各种专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国的交往、与它们的领导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关系时，邓小平扮演着核心角色。邓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种深刻信念的指导，即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但是，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那么，邓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 注释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eld,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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