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杜鲁门和杰克，
他们始终真实坦诚，
无论阳光下还是阴影里。
“你的信如易散的盛宴……”
1949年5月6日 致罗伯特·林斯科特
“先生——你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回信？我写信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收到信；请邮资到付好了。”
1950年7月14日 致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
【引言】
杜鲁门·卡波蒂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时，就像跟他们交谈一样，毫无拘束和禁忌，也没有客套华丽的言辞。塞缪尔·约翰逊曾经抱怨说，由于发表书信成了一种时尚，“我在信里就尽量少地袒露自己”。这种谨小慎微之举不是卡波蒂的风格。他恰好相反：在信里尽情地袒露自己，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失败还是成功。他显然从未想过自己的书信有朝一日可能会发表。年仅二十一岁时，在一封八卦信的信头，卡波蒂曾经草草写道：“阅后销毁！！！”不过，从随后那句弱弱的说明——“在给芭芭拉看后”——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该指令并没有怎么当真。
杜鲁门·卡波蒂原名杜鲁门·珀森斯，在父母离异、被养父乔·卡波蒂收养后，才改为现名。本书中的第一封信是一九三六年秋写给他的生父阿奇·珀森斯的，当时杜鲁门十一二岁，这封信是他的身份由旧变新的声明。他对珀森斯说，“大家都叫我杜鲁门·卡波蒂，如果您以后也能这样叫我，我将不胜感激”。
随后的许多封信构成了一部某种意义上的自传。既有非常年轻时的卡波蒂，热情豪迈，意气风发，像孩子一般，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纵身跃入纽约文坛的滔滔激流，也有五十年代略微内敛的卡波蒂，多数时间与杰克·邓菲——自一九四八年起就一直是他的伴侣——一起居住在欧洲，忙于创作戏剧、电影剧本、小说和新闻写作实验。
接着还有六十年代早期的卡波蒂，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一生中最为艰巨、最令他心力交瘁的作品的调查和创作之中。该书名为《冷血》，讲述的是堪萨斯乡村一家四口惨遭灭门及杀害他们的凶手佩里·史密斯和迪克·希科克的故事。《冷血》成为六十年代轰动性的出版事件，它将小说技巧与非虚构类作品的纪实报道相结合，从此永远改变了非虚构类流行作品的创作。由于这本书的成功，加上电视的饥渴眼光和他自己张扬的个性，在随后的几年里，卡波蒂成为美国——也可能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最负盛名的作家。
最后还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他于一九八四年去世——的卡波蒂，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感到灰心，越来越依赖于毒品和酒精，而且毫不掩饰。他的信写得越来越少，大多是明信片和电报，本书结尾收录的是置身纽约的卡波蒂给一如既往地在瑞士过冬的邓菲所发的电报。电报的全文是：“想念你需要你发电报告诉我何时可以见到你爱你的杜鲁门。”（本书最后附有关于卡波蒂生平的年表。）
从第一封信到最后那封如泣如诉的电报，读者可以领略各种魅力、愉悦和乐趣。卡波蒂并不是在创作“伟大的写信艺术”——这里再次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他只是自然而然。凡是署有他名字的所有其他作品，他都会再三修改润色，有时甚至一连花几个小时去搜寻合适的字眼，但写起信来他却速度飞快，并像他有时所说的那样匆匆送到邮局，以赶上最后一次取件。“离邮局关门还有十分钟，”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说，“所以写得很匆忙。”因此，他的信中有一种那些更为谨慎和刻意的作家书信中往往所缺乏的率性。“你的信如易散的盛宴，”他对一位朋友说，但这何尝不是对他自己所写的书信的描述，它们真的是如易散的盛宴——我将这个选为本书的书名。时至今日，那些信仍然如当年初写时那样意趣盎然，一封封都生气勃勃跃然纸上，邀请人们一读为快。
卡波蒂喜欢八卦，不管是讲还是听。“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八卦信吧；它会让我觉得我们仿佛在某个地方小酌一般，”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而在另一封信里，他说：“给我写信吧！并回答上述问题。”在五十年代，卡波蒂主要居住在欧洲，他想念曼哈顿的热闹。他说：“秋天的纽约——哎呀，那是最值得逗留的地方。”他好说歹说，请求人们为他提供趣闻轶事。他问一位朋友：“喂！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他还对另一位说：“给我写信吧，因为爱你的这位朋友在对你日思夜想。”
为了开心取乐，同时也是为了缠着那些不按时回信的朋友给他写信，他创造了一个名为“国际雏菊链”的新游戏。“你列出一串名字，”他给纽约的朋友写信说，“这些人得彼此相关，即后面的人与他（或她）之前那位关系暧昧，然后不断加长，看上去越离谱越好。”被这种关系穿起来的人没完没了，但他最喜欢、最离谱的那串名单是把凯博·卡洛威与阿道夫·希特勒连接了起来。根据卡波蒂的算法，在全美国大受欢迎的爵士音乐家与头号恶魔之间，只隔了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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