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
（1946）
一座废弃的教堂，巴洛克风格的外观，被一块招租的招牌大煞风景，漆黑而残破的塔楼矗立在这个遗弃的广场；麻雀在石花当中筑巢，石花就雕刻在写满粉笔字的门上（吉尔罗伊到此一游，塞默爱贝蒂，你个混球！）；教堂的里面，阳光照射在破损的长凳上，形形色色迷途的动物都找到了归宿：在昏暗的光线中，你可以透过窗子看见小猫，听到动物诡异的叫声，还有住在附近的孩童，相互壮着胆到里面去，拿出一些骨头来，说是人骨（没错，就是！我跟你说啊，这家伙是给人杀了的）。毫无疑问，教堂丑陋之中，于我而言，象征着布鲁克林的某些元素：如果有类似的建筑遭此毁坏，我便会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便是另一座同样老旧而狰狞的建筑，会于顷刻间拔地而起，因为布鲁克林，或者这一系列所谓的城市，对建筑的改变毫无兴趣可言，在这点上不同于曼哈顿。对个人而言，它也并无仁爱之心：在绝望中，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绵延不绝的平房，俗艳，褐砂石色，当然也少不了空荡荡、灰蒙蒙的地皮。十月里，一群闷闷不乐、可爱而又好动的孩子，在上面捡着树叶和树枝，点起篝火，而八月里，还是那群孩子在耀眼的大街上追逐嬉闹，玩着“杀犹太人！杀南欧黑肤人！杀黑人”的游戏——这是这个地方的风俗，思想层面上的建筑与这里的房屋一样，一成不变。
曼哈顿的朋友们，不愿和繁复而差劲的地铁打交道（哦，B，来吧，我向你发誓，坐地铁只需四十分钟，说实话，你只需换乘三次就行了），对于任何邀请都会说声抱歉。鉴于此，我时常臆想着把这座教堂租下来，修葺一新：谁又抵挡得了这诱惑，不去看看这奇妙的住所呢？照目前的情况，我有两间褐砂岩屋子，广场上还有二十间风格相仿的建筑；屋里面全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物件，沾满污垢；面色白皙，面庞圆润的女子头戴腐朽的希腊式丝巾，昂首于墙纸之上；大厅内有一个失去光泽的空碗，是用来装预约卡的，还有一个衣帽架，像是能够在布列塔尼海岸瞥见的某棵扭曲的云杉，那是来自布鲁克林日渐凋零的日子里优雅的记忆碎片；客厅突兀出来，里面有布满灰尘的穗边家具，一张银版照片记录的家族史傲踞在一台走调的旧钢琴上，随处可见的椅罩，像是用钩针编织成的旗子，宣示着“体面”，一阵风吹过房间，珠状的灯饰便会丁零作响，好似东方的旋律。
不过，那儿还有电话：楼上2部，楼下3部，地下室有125部；正是在地下室，我的房东老板娘守在电话总机旁几乎寸步不离：Q太太是个步履蹒跚、身材矮小的女人，长着一张斗牛犬似的红脸，一双淡紫色的眼睛，还有鲜橙色的头发，跟她女儿Q小姐一个模样，真是不可思议，穿着及腰长度的宽松衣服，整天疑神疑鬼，她的疑心，是蔑视一切，寻根溯源的那种。可怜的Q小姐的确是太疲惫了；她性格温顺，甜美，整天在一种从生到死的疲惫中劳作，有时候我在想她是否真的是那个Q小姐，还是赛祖·皮茨。不管怎样，我和Q小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恰到好处的默契。这首先是基于我们俩都为那令人头发倒竖的头疼病所困扰。Q小姐差不多每天都会慢悠悠地爬上楼梯，冲着她淘气的冒失鬼咯咯直笑，好讨得一片阿司匹林；而她的母亲，虔心于贝尔纳·麦克菲登，从不用阿司匹林和任何药物，将其视作“从恶魔的火炉上拿过来的炖菜”。她们的故事一点也不新鲜：Q先生，是“一个处事十分果断的终身殡葬工”，就这么“毫无征兆、一句话也没留下就去世了，去世前还读着《纽约太阳报》”，只留下他的妻子和未出嫁的女儿。“即便看不到有什么办法来维持生计，却也只好如此”，因为“有个家伙骗爸爸把他所有的钱都投向了生产假花圈的工厂”。于是她和她母亲就在地下室开了一家电话传呼台。十年来，不分昼夜，母女俩轮换着，专为那些出城的人或是不在家的人提供电话接听留言服务。“哦，太惨了，”Q小姐的口气中带着假惺惺的沮丧，因为这个职业女性的角色是她虚幻生活中最真实的部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数不清我有多少年没有连着休息几个小时了。妈妈也干这份工作，上帝保佑，可你知道她老在不停埋怨，实际上我就差没把她绑在床上了。有时候到了深夜，我的头就开始疼——怎么搞的呢，我盯着电话总机，突然间那些长长的电话线就好像手臂和手指一把掐住我，要置我于死地。”有时候，大家都知道Q太太会光顾区政厅附近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但是她困倦的女儿绝对是免不了一人独守的；如果你相信她的话，八年来，她仅仅离开过一回地下室，在这个假日，她和她母亲一道去卡耐基大厅观看麦克法登先生登台表演的柔术。
有些夜里，我在惶惶不安中听到好像是Q太太气喘吁吁地爬着楼梯，像现在这样，出现在我的门口；她就站在那儿，身上裹着一件污秽不堪的缎面和服，落日般金黄色的头发垂落下来，像是维京海盗的发式，她注视着我，目露凶光。“又来了两家，”她说道，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男中音透露出火硝与硫磺的气息。“我从窗子里看见他们了，两大家子人坐着大货车开了过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