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丽亚姆
（1945）
有好几年了，H·T·米勒太太一直独自住在一套舒适的公寓里（两个房间带个小厨房），那幢公寓楼就在东河附近，是一幢重新改造过的赤褐色砂石建筑。她是个寡妇：H·T·米勒先生给她留下了一份相对充裕的保险金。她兴趣狭窄，没有值得一提的朋友，平常的行踪极少有越过街角食品杂货店界限的时候。公寓楼里的其他住户似乎从来都不会注意到她：她的服饰但求实用，她的头发是铁灰色，剪得短短的，有点自然卷；她从不使用化妆品，相貌平常，毫不引人注意，她上次过生日的时候已经实足六十一了。她极少冲动行事，她把两个房间收拾得纤尘不染，偶尔抽根香烟，自己做饭，养了只金丝雀。
然后她就碰上了米丽亚姆。那是个下雪的夜晚。米勒太太把晚餐的盘子擦干以后，在翻阅一份晚报的时候，看到一则附近影院正在上映的影片广告。名字听起来挺吸引人的，她于是费劲地套上她的海狸皮大衣，系好她的防水套鞋，离开了公寓，在门厅里留了盏灯：她发现再也没有比黑暗的感觉更让人烦心的了。
雪下得并不大，雪花轻柔地飘着，人行道上还没积起来。河上吹来的风只有在十字路口才觉得出来。米勒太太加快脚步，埋起头，就像只鼹鼠挖掘盲道一样只顾赶路，对周围的一切都浑然不觉。她在一家杂货店住了住脚，买了包薄荷糖。
售票口前面排了条很长的队伍；她排在了队尾。稍等一会儿（一个疲惫的声音含混地道），大家都会有座位的。米勒太太仔细搜遍了她的小皮包，凑齐了买票的零钱。这队伍看起来且得排一会儿了，她于是四处打量着消磨时间，突然她注意到戏院遮篷的边上站着个小姑娘。
小姑娘的头发是米勒太太生平所见最长最奇怪的了：彻底的银白，就像是白化病人的头发。松松地、平滑地直垂到腰际。她体型瘦削、体态娇弱。她站在那儿，两个拇指伸在剪裁考究的梅红色丝绒大衣的口袋里，自有一种朴素而又特别的风雅气度。
米勒太太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当那个小姑娘的目光朝她这边扫过时，她亲切地冲她微笑着。小姑娘于是走上前来，说，“你能帮我个忙吗？”
“如果帮得上，我很乐意，”米勒太太道。
“哦，非常容易。我只想请你帮我买张票；要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进去的。给，这是票钱。”她举止优雅地递给米勒太太两毛五分钱。
她们一起走向影院。一位女引座员引她们进入一个休息室；再过二十分钟前一场的电影才放完。
“我觉得活像个真正的罪犯，”米勒太太坐下来的时候快活地道。“我是说，这种事可是违反法律的，不是吗？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做错了事。你母亲知道你在这儿吧，亲爱的？我是说她应该知道，对不对？”
那小姑娘没搭茬儿。她把大衣脱下，叠起来放在膝上。她底下穿了条非常整洁的深蓝色裙子。脖子上挂了条金链子，用她那敏感的、适合弹钢琴的手指把玩着项链。米勒太太在更加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之后，觉得小姑娘真正与众不同的并非是她的头发，而是她的眼睛；她一双淡褐色的眼睛显得非常坚定，不管怎么说都没有丝毫孩子气的特质，而且因为实在是大，简直像是占去了她那张小巴掌脸的一半以上。
米勒太太给了她一块薄荷糖。“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米丽亚姆，”她说，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就仿佛这已经是双方都熟知的事实了似的。
“哎呀，多有趣啊——我也叫米丽亚姆。这名字还真不算是太平常。可别告诉我你也姓米勒！”
“我就叫米丽亚姆。”
“可这不是很有趣吗？”
“也就中庸吧，”米丽亚姆道，用舌头转动着薄荷糖。
米勒太太脸一红，挺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位置。“你这么个小姑娘倒是知道不少大词嘛。”
“是吗？”
“是啦，”米勒太太道，赶快改变了个话题：“喜欢看电影吗？”
“我真的不知道哎，”米丽亚姆道。“以前还从没来过电影院。”
休息室里开始挤满了女观众；新闻短片里的炮弹在远处隆隆地炸开。米勒太太站起身来，把手袋夹在胳膊底下。“我觉得要是想占到座位的话，我最好得赶快了，”她道。“很高兴碰到了你。”
米丽亚姆非常轻微地点了下头。
下了整整一周的雪。车轮和脚步在大街上无声地碾过，就仿佛日常的事务躲在了一块苍白却又无法穿透的帘幕背后秘密地继续着。在这片笼罩一切的静寂中已经没有了天地的区别，唯有雪花在风中飞舞，为窗玻璃镀上了一层寒霜，使室内的温度急剧下降，使整个城市失去了色彩和声音。一天到晚都得亮着一盏灯，米勒太太丧失了时间的概念：周五和周六没有了任何不同，她在礼拜天去杂货店购买日用品：店门当然关着。
那天晚上她炒了几个蛋，做了碗西红柿汤。然后，套上件法兰绒睡袍、脸上敷上冷霜后，她就上了床。她在脚底下塞了个热水袋，靠在枕头上看起《时代周刊》。这时门铃响了起来。起先她以为肯定是有人按错了，不管是谁，一明白过来就会走开的。可是门铃响了又响，最终竟然连成了一片，没有丝毫间歇。她看了一下钟：十一点多了；这似乎有些不可能，她平常最多十点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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