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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韩关系19世纪末的转变：以袁世凯为中心
撰文：冈本隆司
翻译：黎又嘉
前言
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前期，日清韩之间一直关系安定，东亚保持区域和平。究其原因，除三国政权各自都较安定之外，与日清、清韩、日朝的关系两两独立，相互分离，关系颇大。
当时的日清关系，并不是政治上的正式邦交，只是华商往来长崎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而清韩之间，是所谓的朝贡、册封的关系，在此不加赘述。日朝之间则是通过对马进行日常的交通和通商，同时不定期有朝鲜通信使被派遣到江户幕府。朝鲜国王与德川将军之间是“敌礼”，即对等的关系。
然而19世纪后半以降，西洋列强将近代国际关系强加于东亚之上，迫使东亚改变了从前传统的国际关系。这也相应引发了日本的幕末维新和西洋化。
随着日本的主政者和政权的更迭，国内体制的变革，日本开始寻求改变日清和日朝的关系。于是，原本持续安定的三国关系开始动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首先，清朝对日本一直抱有极强的戒心。从倭寇时代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起，国力变强的日本若对朝鲜半岛行使武力，就会使东三省陷入危机，从而威胁北京。清朝对此早有所察，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廷朝中就意识到，日本出兵之后，一定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其二，是日本的举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马上同邻国，即朝鲜和清朝缔结条约，开始在构筑近代国际关系的道路上摸索。由此，就与想要维持旧体制的清、朝两国发生了摩擦。朝鲜担忧传统的对等关系遭到威胁，因此连交涉都难以进行，而同清朝缔结的日清修好条约由于对条款的解释不同，也遗留下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台湾出兵、江华岛事件中显现出来，两起事件都是由于对条约的认识相左而导致日清韩之间产生对立。虽然彼时日清通过《北京专约》、日朝通过缔结《江华岛条约》暂时解决了问题，然而却愈加激化了其间摩擦。
清朝便着手推进朝鲜政府与西洋列强和美国，缔结条约，意欲以一石击二鸟。其一，是想通过欧美牵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其二，是想将传统的清韩关系写进条约中，以博得西洋诸国的正式承认。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条约中白纸黑字地写下“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向来均由国王自主”这句话。下文略称之“属国自主”。
壬午军乱
1882年春，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Robert Wilson Shufeldt）于天津开始进行条约交涉。谈判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上述清廷的第二个目的。美国维持一贯态度，认为清韩这种传统关系与条约精神不符，独立国家之间的条约中，不应有“中国属邦”这样的表述，所以拒绝在条约中明记“属国自主”的字眼。
对此，清廷也并未忍气吞声。虽然放弃在条约正文中记入“属国自主”这一表述，但仍以朝鲜国王写给美国总统的亲笔文书的形式，将“属国自主”的宗旨明文化。这样1882年5月下旬，《美朝条约》正式缔结。不久英国、德国也仿效此行，与朝鲜建立条约。
促成这一切的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他斡旋于朝鲜当局者之中，看穿了他们轻视清廷的态度，于是制定了以名为“自主”、实为“属国”的策略来维持“属国自主”这一原则。然而接下来，于首尔勃发的壬午军乱，却对这一原则发起了挑战。
壬午军乱是同年7月末发生的朝鲜军队政变事件。由于国王生父、主张排外的兴宣大院君掌握了政权，而日本公使馆又遭到实质袭击，原本的朝鲜内乱导致了日本的出兵和外交干预。
清廷对这一事态履霜坚冰。事已至此，朝鲜恐怕被日本压制，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廷头悬之剑很可能要落下。因此清廷也马上出兵对抗，而在其阵中，就有正值壮年的袁世凯。
在平息壬午军乱中功绩显赫的是担任折冲的马建忠。他一方面先行于清军潜入朝鲜，把握情势，力阻日军诉诸武力，又与朝鲜政府内的要人连横，排挤已经掌控政权的大院君，并协助清军击灭作为大院君后盾的“乱军”。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方面联络，将日朝两方拉到谈判桌来。这样，1882年8月30日，《济物浦条约》缔结，平息了壬午军乱。
这一过程正是马建忠自己定义的“属国自主”方针的最好体现。清朝把朝鲜当作实质上的从属国，排挤大院君，又出兵讨伐，但同时朝鲜又以“自主国”的身份与日本谈判并缔结条约。在这之后不久，马建忠落马，但他制定的对朝方针并未改变。清廷这一方针的最佳证据，就是壬午军乱中被派来镇压朝鲜“乱军”的三千清军仍留在首尔。而其中，袁世凯也作为驻军参谋留了下来。
甲申政变
然而这并没有保证军变之后朝鲜政情的安定。打倒大院君的政变政权之后，虽然朝鲜政府恢复了闵氏当权的旧局，但政界分开为两派。随着以首尔驻军为代表的清廷势力的急剧扩大，朝鲜政府陷于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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