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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访谈
将中国带进世界
——彭慕兰教授访谈
采访：陈黄蕊
整理：黎又嘉
在芝加哥大学，所有跟彭慕兰有关的课都不出意料地座无虚席。今年的春季学期，以经济史闻名的彭慕兰竟然跟学生聊起了泰山神。这门研究生讨论课关注的是中国的超自然研究，时间横跨帝国晚期到当代，从民间宗教的角度剖析中国社会。他花白头发，穿着一向简单朴素，讨论中还会经常谦虚地记下学生们的想法。而一贯睿智的眼神，和他对中国民间宗教了如指掌的分析，使人不禁暗自佩服，想到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就是以《大分流》震撼中外史学界的历史学家。
彭慕兰与中国历史结缘可以说出于偶然。那是他在康纳尔大学的最后一年，立志学历史的彭慕兰已经向各大研究生院提交了法德历史专业入学申请，只是凭着读闲书的兴趣走进了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的中国史课堂。结果没过多久，没有任何亚洲历史功底的他就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在最后一刻转学中国史。他在大四暑假里一口气读完了15本中国史的著作，从此一头扎入中国史里，从头学中文，最终走进了耶鲁，敲开了史景迁的门。
198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中国历史档案刚刚开放，他便借机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带回去大量的资料。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美国七八十年代最后一批对中国革命起源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之一。
201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彭慕兰作为主席做了一个关于“弱化‘国家化’时代下的历史”（Histories of a Less National Age）的演讲，与历史学家们探讨全球化的当下，如何看待史学研究中“西方”（the West）与“其他”（the Rest）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如何重新审视已被奉为圭臬的历史“分析单位”。这篇演讲承袭了他十四年前的《大分流》的思路。《大分流》出版十五年来引发争论无数，彭慕兰更是出席了几百场公开的全球讲座。然而他并不意在对某一个问题作出定论。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展现出来，比如比较过去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当前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相似之处，寻找历史成因。不仅如此，他还以独特的视野，通过日本、欧洲等地区的呈现，而非从单一国家的角度来了解世界图景下的中国。由此出发，他开始关注跨越国境与边界的历史要素，即环境史，于水资源短缺、土地利用，以及环境资源引发的社会和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彭慕兰为了接受采访，一早便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中的办公室里静候。推开门，迎面而来的是亲切的笑容和往常一样的问候。两个小时的访谈，他将治史的种种想法娓娓道来。从华北农村社会，到大分流，到环境史，他的著作一一回应了当代中国最切核心的问题意识，也引导了一系列重新以全球视角审视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他用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再将中国带入世界，即便是今天，我们也依然能从这样“局外人”的角度中获益良多。
陈黄蕊（以下简称“陈”）：在您从事中国史研究之前，主要是注重欧洲史的研究，为什么您会做出这种转变，请问您能具体谈谈吗？
彭慕兰（以下简称“彭”）：一方面也许得益于时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档案刚刚对西方学者开放，一下引出许多大可作为的领域，也有了成为学术先锋的机会。但是对于欧洲史研究而言，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已经变得非常有限，就算有，也都是比较狭隘的领域，而且我对此也没多大兴趣。我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欧洲史的西方人，觉得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非常有趣，又有很多可以做比较研究的地方。另一方面可能是更实际的考虑。当时我想，这种比较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论如何都会去完成的。我当时已经有足够的欧洲史的基础，也有英、德、法三语做后盾，研究西方什么时候都不迟。但是如果我不抓住二十多岁的时光恶补中文和日语的话，要想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就得四十多岁的时候再重补语言。这样看来，最好的选择就是先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最后就能把中国和西方历史结合起来。
陈：最近一些年，你做了很多关于环境史方面的研究，您能谈谈为什么选择从环境史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历史吗？
彭：原因很简单。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史是离不开经济史的，而研究一个农业社会的经济史尤其离不开环境史。
首先，我认为优秀的经济史应该更加物质化。我一直对当下经济史学界过于注重研究GDP增长的历史持保留态度。这一课题固然重要，但光取GDP这一角度是有失偏颇的。其次，在越久远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有很多交易是不经过市场的，因而也就很难精确断定这些物品的价格，所以光看GDP就越有问题。第三，GDP计算的假设前提是以货币为单位进行衡量的，一美元就是一美元。一美元的钢铁，与一美元的大米或其他物品，是没有差异的。这种假设在一个超越了基本物质需求的社会体系也许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大部分收入都用于基本衣食住行上的社会里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资本非常稀缺，所以利率很高，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很困难，从时间维度来讲，存储剩余物品也因此十分昂贵。所以，假设你不立即卖掉你的谷物而是选择储存到下一年，那你可能就会吃很大的亏。也就是说在前现代社会中，事物的表现形式是十分物质化的，所以一个优秀的经济史研究也要更基于实物，而非单纯的货币价值。标准经济史有这样的一种假设，即价格低廉的事物是无足轻重的。现在西方人可能把收入的10%或15%花在食物上，6%用在能源上，两项加在一起才有20%，看上去似乎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突然没有食物和能源，一切生产活动就都会停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史也必须要有更广阔的定义，要深入研究物质资料的重要性。这就是环境史赋予我的研究角度和机遇。比如，我们无法对节约用水以及砍树明码标价，但是节水和树环境效益的重要性却是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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