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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海外
撰文：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
翻译：郭丹杰
在种孤立的环境中，侨民围绕着俄国文化符号团结了起来。作为他们民族认同的焦点，文化是他们在这个混乱与毁灭的世界中一个稳定的元素——这是旧俄国留给他们唯一的东西。
将1917年后的第一批俄国流亡者团结起来的，基本上是他们希望而且确信苏联不会持久，自己终将回到俄国的这个信念。他们将自己的处境与19世纪的政治流亡者类比，后者移居国外，在相对自由的欧洲与沙皇政权做斗争，而且最终回到了祖国。由于一直做好准备要回国，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打开自己的行李箱。他们只承认自己是临时的流亡者。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保存古老的俄罗斯生活传统——让孩子在俄语学校中接受教育，坚持俄罗斯教会的礼拜仪式，还有高举19世纪俄国文化的价值观与成就——这样在回国的时候他们就能全面恢复这些习俗。他们自视为已经被苏维埃政权毁灭的纯正俄罗斯生活方式的守护者。
在柏林、巴黎和纽约的“小俄罗斯”，这些侨民自己创造出了1917年之前“美好俄罗斯生活”的神话。他们回到了一个从未存在的过去——那个过去实际上从来不像这些流亡者想象的那样美好，或那样“俄罗斯”。纳博科夫将第一代离开苏俄的流亡者描述为“很难理解的一群人，他们在异国他乡复制着一个死掉的文明，那个遥远的、几乎是传说的、几乎像苏美尔一样远古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在1900到1916年间的幻象（即使在当时的二三十年代，这听上去也像公元前1916到1900年）”。当时在私邸和租用的会所中有不少文学晚会，衰老的女演员发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怀旧回响，而平庸的作家“蹒跚在散文韵律的迷雾中”。（这些人们）午夜会在俄罗斯教堂中举办复活节弥撒，夏天会去比亚里茨（Biarritz）旅行（“像从前一样”），周末会在法国南部的契诃夫之家举办聚会，这让人们能够回忆起早已逝去的俄罗斯乡间“乡绅田园”的时代。那些在革命前以外国方式生活，或者从来不去教堂的人，当了流亡者以后却紧紧抱住了自己的本土传统和东正教信仰。俄罗斯的信仰在海外经历了一次复兴，侨民中经常谈论欧洲的世俗信念如何导致了革命，还表现出了一种1917年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对于宗教的谨守。这些流亡者坚持说自己的母语，好像这就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一般。纳博科夫在能进行俄语阅读之前就能读英语了，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居于剑桥大学时，他变得非常害怕自己俄语能力下降，以至于决心每天阅读10页《达尔俄语词典》（Dahl’s Russian Dictionary）。
流亡者与东道主互相之间的敌意使得他们更加强调自己的俄国性。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们视俄国人为寄生于他们被战争摧残的经济之上的野蛮人；而这些俄国人虽然穷困，但总体来说比法国人和德国人读的书都多，于是认为自己高居这些“小资产阶级”之上（据纳博科夫说，柏林的俄国人只与犹太人来往）。在《说吧，回忆》的一个段落里仍然能感受到这种态度，纳博科夫在其中说他在柏林认识的唯一一个德国人是一位大学生：
他有很好的教养，安静，戴眼镜，他的嗜好是死刑……尽管我很久以前就失掉了迪特里希的行踪，我很可以想象他鱼蓝色的眼里平静的满足，正当他如今（也许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瞬间）给他捧腹大笑、拍着大腿的老战友们看一大批从未期望过的珍宝——他在希特勒治下拍摄的极其wunderbar（德语“奇妙的，精彩的”）的照片。
侨民群体极高的艺术才能注定要将他们与自己身处的社会分割开来。“跟我们周围的这个或那个国家比，侨民聚居区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更加集中、思想也更自由的环境。”纳博科夫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道，“有谁会想要离开自由的区内世界，只为了进入外面陌生的世界呢？”此外，西方知识分子与逃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俄国人之间还有政治隔阂，前者主要是左翼人士。贝蓓洛娃坚称“没有一个知名作家站在我们（侨民）一边”，实在很难反驳这一点。H.G.威尔斯、乔治·萧伯纳、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斯蒂芬·茨威格都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而其他人，比如说海明威和布鲁姆斯伯里派基本对苏联国内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
在这样的孤立环境中，侨民围绕着俄国文化符号团结了起来，作为他们民族认同的焦点。文化是他们在这个混乱与毁灭的世界中一个稳定的元素——这是旧俄国留给他们唯一的东西。让侨民在内部政治纷争中拥有共同目的感的，就是要保存自己文化遗产的信念。侨民的“小俄罗斯”是他们的心灵家园。他们之为俄罗斯人，不在于属于那片土地，甚至不在于属于真实的俄罗斯历史（历史上没有一个俄罗斯历史时期能让他们围绕其统一起来：因为侨民团体中既有君主主义者又有反君主主义者，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反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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