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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岁半的时候开始上学。在那个时候，密苏里只有两所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根本没有—学费为每人每周二角五分，至于是否能够收到，那就要看老师们的本领了。在大街南头的一间小小的圆木屋里，霍尔太太在教学生。山坡上木板房的校舍里，萨姆·克罗斯先生在教年纪大点的人。我被送到距今已有六十五年多的霍尔太太办的学校里去了。可是我还将那间小小的圆木屋中最初的一些日子记得清清楚楚—至少我还记得第一天的一个插曲。我破坏了一条校规，并得到了不得再犯的警告，再犯是要挨鞭子的。不久，我再次触犯了校规，于是霍尔太太告诉我出去找一根枝条回来。她这样做我很高兴，因为我认为自己能比别人找到一根更适宜于这个场合的枝条回来。
在烂泥浆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箍桶匠刨出来的那种旧式的橡木木块，宽有两英寸，厚有四分之一英寸，在它一头弯曲的地方有点儿鼓起来。它的附近其实还有些新刨的木块，不过仔细比较之后我还是取了这一块，虽然它已经有点儿烂了。我将它拿到了霍尔太太那里，递了上去，然后恭顺地站在她面前，就像要存心争取她的好感与同情那样。可是我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她特别不以为然地一边看我，一边望望那刨下来的木块，然后大喊我的全名—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这可能是我头一次听到人家将我的名字串成一行后一起叫出来—并且还说，她真替我害臊。后来，我明白了，当一个小孩被老师叫全名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出事了。她说，以后类似于选枝条这种事，她得指派一个判断力强过我的人去干。当时曾有多少张渴望的面孔焕发出光彩，都希望能去干这件事，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令人感到伤心。吉姆·邓拉普被指派到了，一会儿他拿着拣的枝条回来了。我必须承认，他确实内行。
提供一些调剂和变化，只凭亨利那副老实、听话的德行，也太单调了，那样只会成为她的负担。而我则是一剂对她大有益处的补药。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我从没有见过亨利对我或是任何人做过什么坏事—但他经常做些正当的却给我造成了很大损害的事。他有责任对我的所作所为进行汇报，而当我理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汇报而没有这样做时，他却忠实地对那个义务进行了履行。他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那个锡德。不过锡德却不就是亨利。亨利要比锡德高尚得多，好得多。
正是亨利提醒我妈妈要注意，她为了不许我去游泳而缝到衣领上的线已经变颜色了。没有亨利这样的提醒，我妈妈是发现不了的。她发现，证据是如此的确凿，而以她犀利的眼光却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令她很生气。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她将对我的惩罚也加重了一分。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人们总是在有借口的时候，将自己的短处推给别人—不过，那并没有什么，我会在亨利身上进行报复。有的时候，事情还没开始，我便先预知了它，这种预知经常是在事情的诱惑力非常强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做法我不用从我妈妈那里去学，并且很可能是我自己发明的。可是，我肯定是受过她经常性的影响才会信奉这条原则的。
我已经不记得打破糖钵的事件是否被我写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了，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一个例子。亨利总是公开从钵子里取糖吃，因此他是从来不偷的。妈妈知道，只要没有她在旁边看着，亨利是不会拿糖吃的。但是她对我有点疑心，确切地说，也不能算是疑心—她很清楚我是会偷糖吃的。有一天，趁着她不在，亨利从她那珍贵的老英国式的糖钵里偷拿了糖，这糖钵是传家之宝—并且他还把糖钵打破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告他一状，我心里真是有着说不出的高兴。我对他说我要告他的状了，但是他却一点都不着急。等到妈妈回来，看见掉在地上，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的钵子，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故作沉默，因为我知道这样会增强效果。我等她问：“这是谁干的？”—这样，我就能够把“新闻”端出来了。可是我想错了。她沉默过后，并没有问什么—只是用她那个针箍猛击了一下我的脑袋，我只觉得那痛一直延至脚跟。因为受了冤枉，我发作起来，我以为她会因为错怪了人而感到十分难过。我盼望着她会懊悔、难过。我对她说，那不是我，而是亨利干的。可是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发生。她无动于衷地说：“这算不了什么。反正你总是会做些什么事以为我听不到。这是你应得的。”
在我们的屋外有一个扶梯通过二楼的后面。有一天，亨利受妈妈的指派去做一件事。于是他拿了一只铁桶去了。我明白他要爬这个楼梯，就走了上去，将门从里面反锁了起来，然后下楼进到园子里。园子刚被犁过，遍地都是乌黑、结实的泥土块，可供我进行挑拣。我收集了许多，埋伏在那里。我等着他上了楼梯，靠近楼梯口，逃不了的时候，就将泥块儿扔向他，他用铁桶使劲儿地抵挡，可是挡不住我这个神枪手。泥块打到屋檐板上，将妈妈也引出来了，她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解释说，我是在逗亨利玩儿。听到这话他们两人都开始追我，不过我能够爬过高高的木板栅栏，就这样逃掉了。过了一两个钟头，我鼓起勇气往回转，朝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就以为这件事算完了。结果却没有完，亨利正埋伏在那里等着我。跟往常不同的是，他这一回瞄得很准，他扔出来的石子打在我的脑袋上，被打的地方立刻肿起了一个像阿尔卑斯山的马特霍恩峰①1那样的包来，我径直带着它去找妈妈了，想要寻求些同情，可是她却没有太大的反应。我想，她的想法是，这种倒霉事，我应该多遇到一些，那会使我改好的。因此，这件事主要是具有教育上的意义。至于疼痛什么的，是我看得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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