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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十五岁左右在汉尼巴尔的时候，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我是节制队队员。在当时几乎一年那么长（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节制队这个组织几乎遍及全美国。按照节制队的规定，只要是队员就都要发誓不吸烟叶。所谓队员，有一部分指誓约；另一部分则指红色的美利诺绶带①1，其中红色的美利诺绶带是主要的。为了能够挂上绶带，男孩子们踊跃参加—那些誓约是无关宏旨的，同绶带相比，它是如此的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组织非常薄弱，又是临时性的，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假日来开展活动。五月节这一天，我们能够同主日学校的师生共同出动，去游行，顺便露露这红绶带。到了七月四日，就可以同主日学校、独立消防队和民兵队一起游行。不过，对于一个少年道德组织来说，仅靠一年露两次绶带，那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我身为一名列兵，不可以超出列队，哪怕是一次。不过因为我是“显赫的秘书以及皇家内卫的哨兵”，有权编制口令，并在红绶带上佩上玫瑰花饰。我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了下来，一直到后来得以在五月节和七月四日享受参加两次列队的光荣。然后我立刻就辞了职，并离队了。
整整三个月，我都没有吸烟，那种犯烟瘾的难受劲儿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九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抽烟了—头两年只是偷偷地抽，两年以后，便公开地抽—换句话说，我在爸爸死后便开始公开抽烟了。离开队门口才三十步的距离我就抽起烟来，并且感到非常快活。我现在已经记不起那雪茄是什么牌子的了，或许不是什么上等烟，否则的话，先抽的人不会这么迅速便把它扔掉的，不过我感觉这雪茄烟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如果那先抽它的人，
①用来连挂勋章、奖章、略表的带子，通常以丝绸制作，有特定的颜色及花纹。
有三个月没有抽一口烟，那么他的想法就会跟我的一样了。我抽那个烟屁股，并且一点羞愧的感觉都没有。如果在今天，我会引以为羞的，因为现在比那时候要文雅些。不过我还是同样会抽。我了解自己，也非常了解人类，因而知道自己会这么干的。
那个年代里，本地雪茄特别便宜，任何人都买得起。加思先生开办了一家大的烟厂，为了零售自己的产品，还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店。这些产品中有一种牌子的雪茄非常便宜，甚至最穷的人也都买得起。他将这种牌子的烟积存起来，放了好多年，虽然外表看起来不错，内里却腐烂成灰，如果把它掰开，便会像一股烟雾那样飞出来了。因为这个牌子的烟特别便宜，所以便非常流行。除此之外，加思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便宜烟，其中有些烟很不好，里面最糟的牌子可以通过它的名字看出来。它的名字叫做“加思的讨厌货”。我们老用旧报纸来换这种烟。
村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店，它的条件对于身无分文的孩子来说，是很友好的。那是一个孤单且又愁眉苦脸的驼背小个子开的。不管他是不是需要，只要我们从村子里为他提一桶水，就总能得到一些雪茄烟。一天，我们发现他按照他的老习惯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便也按照我们的习惯耐着性子等他醒来。不过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回他睡得太久了，以至于到最后我们也失去了耐性，于是我们试图弄醒他—可是他却死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那惊恐的样子。
在我刚成年以及中年的时候，我经常由于改过自新而自寻烦恼，不过却从没有因为这个而懊悔过。因为，不管因此而剥夺享受的时间长还是短，每次在我恢复恶习后所获得的快感，总要多于我为此而付出的整个代价。
正是在那已经遥远的往昔，吉姆·沃尔夫来到了我们那里。他来自谢尔比维尔。那是个距离这里三四十英里的乡下小村子。他将那里的人的温柔、文雅与朴素全都带了过来。这个庄重、文弱的少年快十七岁了，为人可靠、诚实而又高尚，实在是惹人喜爱。他又非常害羞，即便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好久，也克服不了这个缺点。无论面对哪个妇女，他总是显得局促不安，哪怕是在我那善良、文静的妈妈面前也是这样。至于和任何哪个女孩说话，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却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姐姐举办了一次糖果会。因为我太小，吉姆太腼腆，所以我们都没有参加这个会。我很早就不得不上床了，吉姆也自愿跟着上床去了。他的房间位于屋子新造的那边，而他的窗口则对着添筑房屋的L形屋顶。在那个时候，屋顶上有着六英寸深的积雪。雪已经冻了起来，像玻璃一样滑。屋脊上边耸着一个矮矮的烟囱。月夜里，叫春的猫都喜欢在那里逗留—那天晚上，正是一片月色。烟囱下边的屋檐下有一片干枯的葡萄藤。那是一个舒适的去处，一两个小时后，那些爱闹爱玩的年轻男女便围到了葡萄藤顶棚下，将一些装饮料以及滚烫的糖食的托盘放到了冰冻的地上使它凉一凉。大家热热闹闹地开着玩笑，能够听得到笑声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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