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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教育的地点不仅局限于汉尼巴尔的公立小学，还包括我哥哥奥里昂办的报馆。在报馆的时候，我干过包括编辑工作的任何工作。我的文笔吸引了镇上的人，“但他们对我不是钦佩”（我哥哥说）①1。
奥里昂·克莱门斯，我的哥哥，1825年生于位于田纳西州的詹姆斯敦。他是父母的长子。姐姐玛格丽特生于他和我之间—在1839年，她九岁时死在了位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村。我也出生在那里。同样在那里出生的还有我的另一个姐姐帕梅拉，她是塞缪尔·伊·莫菲特的妈妈。一辈子她都是病歪歪的，一年前，也就是七十五岁时，她死于纽约近郊。我还有一个死于1842年的弟弟本杰明。
奥里昂在被人们称为“东田纳西的丘陵”的詹姆斯敦的小木屋中度过了他的童年。那个地方人烟稀少，那里的原始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得就像附近森林里的野兽那样。后来我们全家迁到了佛罗里达，再后来又到了汉尼巴尔，奥里昂那时十岁。在十五六岁时，他被送到了圣路易，在那里学印刷。他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做事热心。每天早晨醒来，总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干得非常热心，这样就能消耗掉一整天的精力。到了晚上，那股火才算是熄灭了。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热情又会因为某项新的兴趣燃起，甚至在他连衣服都没有穿好的时候。在他的一生中，每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像这样轰轰烈烈地热情度过的—一直到后来的一个早上，也就是他临
①美国报刊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迅速发展，在居民人数仅有三千的汉尼巴尔镇，有几种报纸出版。每份报纸的发行量都很少，不超过两三百张。由奥里昂所主办的《西部联合报》，除了对时事新闻进行报道以及发表当地政府的文告外，还经常刊载笑话、幽默小品和奇闻逸事等，其中的部分作品正出自马克·吐温之手。
死前，他手里还拿着一支笔，坐在桌边，潦草地将那一天即将燃烧的熊熊大火写了下来，并准备对这场火焰进行欣赏，一直到它晚上熄灭为止。那时候他七十二岁。不过我忘记了他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忧郁、消沉和绝望的心情。这个特点与他的热心做事的特点一起，日日月月地并存着。所以，它们每天一分为二—不，是融合在一起—从日出直到午夜，忽而阳光灿烂，忽而黑云密布。他确实是世界上每天都最快乐、最有希望的人；不过我想，他也是世界上每天都最悲哀的人。
在圣路易做学徒的时候，他和爱德华·贝茨交情很好，后来，此人成了林肯先生首任内阁里的人物。贝茨人非常好，他是一个著名的律师，为人非常光明磊落。他很有耐心地任凭奥里昂将每一项新的计划说给他听，他们两个共同讨论。在讨论中，他们凭借雄辩以及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取消掉计划—开始是这样办的。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后，他发现根本就不需下这么大工夫，他完全可以将新计划放在一边，等到当晚它便会自生自灭。奥里昂认为自己该当个律师，于是贝茨先生就鼓励他学习法律。在学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时，法律便理所当然地被他搁在了一边，他又干起其他新玩意儿来了。他希望自己成为演说家，贝茨先生便给他进行补习。在屋子里，贝茨先生边走边对一本英文书进行高声朗读，同时还迅速地将英文翻译成法文，他还建议奥里昂也这样练习。不过奥里昂不懂法文，所以他便开始学了起来，不过这种学习的热情只持续了两三天，就被抛在了一边。
在圣路易做学徒的时候，他先后加入了不少教会，还曾在主日学校教书—教会总是随着主日学校更换。政治上，他同样也是反复无常—今天辉格党，下星期换成民主党，再下一星期又变成了政治市场上他可以找到的什么新鲜玩意儿。在此，我不妨提一下，他这漫长的一生，总是在搞宗教交易，以换景色为乐。我还可以进行解释的是，他的诚实和诚意从来都是不容怀疑的。在生意和金钱方面，他的诚实也是从来不容置疑的。虽然他经常反复、变化，但他的原则是并且始终是高尚，不可动摇。他的气质是人类气质中非常少有的混合物，特别奇特。这样的人生来办事便是凭借冲动而不是深思熟虑，这就是奥里昂的作风。无论做什么事，他的根据总是信念以及热情，做了还非常自以为是—而且不管做了什么事，好也罢，坏也罢，不好不坏也罢，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便会深陷入懊悔之中，每次都是这样。悲观主义者先天生成，而不是后天变成；乐观主义者也是先天生成，而不是后天变成。不过，我认为他是我唯一见过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成分恰好相等的人。除了一些基本原则之外，他就像流水那样不稳定，一句话就能令他精神沮丧，另一句话又能令他飘飘然直升空中；一句表示异议的话，就能叫他感到伤心，一句表示赞成的话，又能叫他快乐得像个天使。这种奇迹般的现象，你几乎不能用理性或者哪一种心理状态来对它进行解释。反正不管怎么说，你都能够解释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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