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说实话，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记你曾经说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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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内华达之后，我便到了旧金山，在《晨访报》担任记者。并且—我还是唯一的记者。没有其他人了。工作一个人干不完，但又不需要两个人—报纸的主人巴恩斯先生是这么想的，他自然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
每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便需要花费一个钟头在警庭，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争吵事件进行简短的记录。一般争吵是发生在爱尔兰人同爱尔兰人之间，中国人同中国人之间。偶尔会变化一下，也有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的。往往每天的证据都是前一天证据的翻版，所以每天的工作异常单调、沉闷。据我所知，警庭的译员是对它唯一有点兴趣的人。他是英国人，但对五十六种中国方言都非常熟悉。每过十分钟，他便会换一种方言。这种锻炼令他充满了精力，并且拥有非常清醒的脑子，与记者不同。然后我们就要去高等法院，将前一天做的判决记录下来。所有的这些法院都会被列入“日常新闻”栏内，这些都是新闻的可靠来源。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里，我们就会在全市各处尽情寻找，尽自己所能地搜集一些资料，用来填充各栏—假如没有什么火警能够用来报道的话，我们就会编造一些出来。
晚上，我们就依次前往六家戏院，去了这家再去那家：每周七晚，每年三百六十五个晚上，天天如此。我们在每处停留五分钟，看上一两眼戏剧或是歌剧，然后凭借了这一点印象就对那些戏和歌剧进行“详细报道”。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年到头，每个晚上都绞尽脑汁，力争在进行了几百次的努力之后，能对这些演出说出些新鲜的话来。自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四十年了，每次我在剧院外边张望时，就不免会像“雷缪斯叔叔”所说的那样，感觉不快—至于里边怎样，我可以说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几乎很少去看，也不想去看，不管人家怎么劝我，这个习惯都改不了。
每天早上九十点钟直到晚上十一点钟，在为了搜集材料而经历了辛辛苦苦的一天之后，我便会拿起笔来，将词句凑成拙劣的作品，其报道范围越广越好。这实在是可怕的费力活儿，它没有灵魂，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趣味。对于一个懒人来说，这相当于在服可怕的苦役，并且我生来就懒惰。虽然今天我并不比四十年前更懒，但那是因为四十年前我便已经到达了懒惰的顶峰，所以就再也无法超越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见到几个恶棍在对一个中国人进行追逐，他们对着他扔石子，这个中国人的身上正沉重地背着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主顾们每周要换洗的东西。我留意到，一个警察在颇有兴趣地站在一旁观看这场表演—仅此而已。他没有对此进行干涉。我满腔义愤地将这个事件写了下来。一般来说，每天早上，我不喜欢重新再看自己头一天晚上所写的东西。因为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是麻木的。不过写这一篇的时候我的心是生气勃勃的，其中蕴藏着火，我认为这是文学—所以第二天我便开始热切地在报上到处寻找—报上没有—一直到了第三天早上还没有，再后来也没有。等我到了排字房的时候，发现这篇稿子已经像其他被判了死刑的稿子那样被塞进了活字盘。我问这是为什么。工头说，巴恩斯先生于校样中发现了这篇东西，他下令将它销毁。巴恩斯先生还说出了理由—我已经记不清是对我还是对工头说的了，不过从商业观点来说，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他说，《晨访报》就像当时纽约的《太阳报》①1，是属于洗衣妇的报纸—换句话说，这个报纸是属于穷人的，是唯一一张廉价报纸。它是靠了穷人才得以生存的，所以必须要尊重他们的偏见，否则的话就要夭折。爱尔兰人是《晨访报》的支柱，因为他们是穷人。如果他们不支持，《晨访报》甚至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而他们非常憎恨中国人。我所试图进行的攻击会惹恼爱尔兰人，令报纸受到严重的损害。《晨访报》是不会刊登批评朝中国人扔石头的恶棍的文章的。
那时候，我是个高尚的人，如今我总算是活过来了；那时候，我不大明智。
①美国首份做得很成功的廉价报纸。由纽约破产印刷商本杰明·戴于1833年创办。该报内容主要为当地所发生的事件，如暴力新闻等。新闻取材大多都是无足轻重的琐事以及趣闻逸事，读起来颇具趣味。开创了美国商业小报的先河。
现在我算是能够赶得上时代的潮流了。前天的时候，纽约《太阳报》上刊登了该报驻伦敦通讯员的一两段新闻，让我弄清了自己所处的地位。
通讯员提到了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有关于我们美国人的几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一些规模很大的保险公司简直腐败到了不能再腐败的地步，我们一些身份显赫的商人将在保险公司里进行偷盗作为自己的职业。还有那些像费城、圣路易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中，揭发出的一些人昧着良心所作的贪污案，那可是真正的大规模的贪污案。最近，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中的百万元的贪污案也被揭发出来—还有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规模小一些的商业舞弊案。最后，还有今天被厄普顿·辛克莱揭发出来的最骇人听闻、最贻害大众的牛肉托拉斯案件。这项揭发令总统被迫要求那个持反对意见的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以防止美洲和欧洲全部落入医生以及掘墓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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