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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的8月18日，在哈特福德的家里，苏西离开了人世，临终时，吉恩、凯蒂·利里、约翰和埃伦（花匠以及他的妻子）四人都守候在她的身边。那个时候，克拉拉、她妈妈以及我都正在环球旅行当中，7月31日我们便到了英国，并且还在吉尔德斯找到了一所房子。按照我们先前的计划，一周之后，本来应该是苏西、凯蒂以及吉恩自美国来这儿同我们团聚的，但正当这时，我们接到了一封这样不祥的信。
信上说苏西得了小病—意思是没多大关系的病。但我们却不能安心，立刻拍去了电报，询问了最近的情况，我记得是星期五那天拍的电报。整整一天，都没能等到回信，而船在第二天正午便要离开索斯安普顿了。克拉拉同她妈妈已经开始整理行装了，以防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会传来。后来等到了那边的一个电报，“请等明晨电。”啊，这种电报不能令人放心—令人很不放心。我们都非常不安，又去了电报，要求向索斯安普顿回电，因为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当天晚上，我就守在邮局里，直到夜半时分邮局打了烊，盼着能够来个好消息，但却仍旧没有。
回到家里，我们无法入睡，都默默地守到了凌晨一点，等候着—也不清楚在等着什么。后来我们便搭乘了最早的班车，赶往索斯安普顿时，电报已经传了过来，说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但肯定能够痊愈。于是我松了一口气，但我的妻子却不是这样，她感到非常惶恐和害怕，她预备立刻同克拉拉登上轮船去美国，以便照看苏西。我留了下来，以便能够在古尔福德找一个更大一些的房子。
那是在1896年的8月15日。三天后，我妻子同克拉拉已经走了一半的海路。我站在餐室里面，心里并没想什么特别的事，有人送了一封电报给我，上面说：“今日苏西病逝。”
这确实是人性的一个秘密：一个人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突然间遇到这样的暴风骤雨，竟然还能够活下来。这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时候我正常的情感已经因惊吓而崩溃了，只是在对字句的含义进行着摸索。幸亏当时没有能够充分理解字面的意义，仅是模糊地感觉到了损失很大—仅此而已。
要经过多少月、多少年，才能将细节搞清，从而领会到这损失有多么严重？一个人的房子被烧掉了，断壁残垣只能表明多年以来亲爱的，生息其间、人来客往的家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到了后来，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了，开始他想起了这个，之后又想起了那个，以后又是其他的什么。他四处寻找，却发现东西就在那间房子里面，这往往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有这样一件是找不到替代品的。本来在那间房子里面的，如今却永久丢失了。东西在时倒并没有意识到它不可缺少，如今却发现没有了它就什么事都干不成，这才发现它是不可或缺的。要等多少年之后，这种缺失的感觉才能消逝，而在这之前，是不可能真正清楚灾难有多大的。
8月18日为我带来了噩耗，而母女两个在大西洋路途上走，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正在飞速前往着去对非同寻常的灾难进行迎接。只能依靠亲友之力才能对她们进行保护，使之将这晴天霹雳所带来的痛苦减轻。他们去了码头上，半夜才将轮船接到，他们到了清早才露面，也仅见了克拉拉一人。她返回头等舱时不发一言，事实上也不需要说什么了。她妈妈望了她一下，说：“苏西死了。”
当晚的十点半钟，克拉拉同她妈妈到了埃尔迈拉，结束了这次环球旅行。所搭的火车，所坐的马车正是一年零一个月又一个星期之前她们自这里西行时所坐过的。这一次，苏西还在这里—但不是像十三个月之前挥手告别时在晨光熹微中招手欢送那样，而是在她出生的家中，带着她那苍白而又美丽的容颜躺在棺材里面。
苏西一生中最后的十二天是在我们位于哈特福德的家中度过的。那是她幼年时的家，她最心爱的所在。她的身边，有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她还在摇篮中便和她认识的，她的牧师特威切尔；这次特意远道而来陪伴她的，还有她的叔叔以及姑姑西奥多·克兰夫妇；车夫帕特里克；苏西8岁时起就给
我们帮工的凯蒂；已经跟随我们多年的约翰和埃伦，除此之外，还有吉恩在那儿。
我妻子同克拉拉启程返回美国时，苏西还没有病危。三个钟头之后病情突然恶化，她的脑膜炎又发作了，立刻显出了致命的症状。那是一个星期六，8月15日。
“这天晚上，她吃了最后的一顿晚餐。”（吉恩在信上同我说）第二天，她便发起了高烧，她忍着疼痛和昏迷在地板上走了几步，感觉实在是虚弱，于是便回到了床上。在这之前，她见到小房间里有一件她曾见妈妈穿过的长外衣，她把那当成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妈妈。她哭着吻了这件衣服。中午前后，她的眼睛瞎了（由疾病引起的），她哭着告诉了自己的叔叔。
我将吉恩信上的这句话抄到下面，评论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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