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的巡捕
出现在上海的第一个租界是英租界。英租界刚刚设立的时候并没有巡捕，而只是根据《上海土地章程》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在租界雇佣更夫。更夫所做的事情大家都熟悉，就是夜间的时候里里外外照看一下宅院，没事巡逻，有事报警。最初的更夫只有几个人，因为当时英租界一共也没有多少外国人居住。这些更夫由一个更长带领，更长的人选由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共同确定，而由英国领事来管辖。这也表明租界最初设立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享有很多主权的。1848年，随着英国租界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更夫的数量也增加到20人，更长也增加了1个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3年，该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有大批中国人涌入租界避难，为了维持治安，英租界当局从香港请来了8名欧洲籍的警察，这就是租界出现警卫力量的开端。一年之后，殖民者在与中国政府签订《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皮章程》时有意将更夫与警察的身份混淆在一起，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租界的警备力量。由此，原来只管打更的更夫就变成了配备武装的警察。而同一年的“租地人会议”进一步规定，要筹款15000元来建设租界的巡捕房。从此开始，中国政府就失去了对租界的警卫管辖权。
租界最初的巡捕除了原来的几个中国籍的更夫外，都是具有欧洲籍的。据记载，欧洲巡捕最初的人数是30人，后来1862年由于太平军东征，其人数增加至164人，到1870年又回落至112人。因为欧洲本籍的警力有限，所以租界当局就考虑招收外籍的巡捕，当然，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国人，此外，还有来自印度、日本等地的巡捕。1865年，英美公共租界首次招募华人巡捕，此后，华人巡捕的数量逐渐增加。到1882年，公共租界华捕的数量达到了182人，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激增至571人。到1909年则已经达到了1149人，同时，印度籍的巡捕也已达到了数百人之多。进入20世纪之后，上海租界的日本侨民越来越多，所以公共租界又逐渐地招收了一些日本人来做巡捕。到1934年，任职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日本巡捕也达到了256人之多。据1930年的统计，公共租界的警卫人员共有4879人，其中华人占的比重最大，有3477人。而到了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公共租界全部13个巡捕房的工作人员更是达到了6452人。
以上是英美公共租界巡捕人数的变动情况，与之相应，上海法租界的巡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发展过程。1856年，法租界成立了第一个巡捕房，当时仅有3个欧洲巡捕，其费用是由上海道台来支付的。第二年3月，因为上海道台拒绝继续支付法租界巡捕的佣金，法租界被迫将巡捕房取消。可是法国人觉得还是有设立巡捕房之必要的，于是在同一年12月又恢复了巡捕房的设置，并且巡捕的人数也增加到了12人，当然，其佣金是由法国人自行给付的。1869年，法租界巡捕房开始招收华人巡捕，后来又招收了一部分安南巡捕。1915年，法租界共有法国巡捕60人，安南巡捕200人，华人巡捕250人，其规模与公共租界比起来是小得多了。
黄金荣一方面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一方面却又与黑势力为伍，在黄金荣的身上，警与匪两种身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黄金荣并非特例，他代表的是当时上海租界特别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普遍状况。其实，早在黄金荣入职法租界巡捕房之前，那些欧洲巡捕以及早期的华捕、印捕就已经开始与上海的流氓势力勾结在一起了。若不是这样，像黄金荣这等角色也是很难进入巡捕房的，他们之所以肯招黄金荣进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黄金荣与黑势力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黄金荣就可以充当法租界当局与上海黑势力之间进行联络的中间人角色，从而为租界当局攫取更多的利益。
那么，上海租界的巡捕们到底是怎样跟流氓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呢？本来，近代上海社会的犯罪现象就很严重，这正需要租界建立一支强大的警卫力量，可是租界的巡捕人数越增越多，而租界的治安状况却一直未见好转。因为，租界巡捕本身就是脚跨黑白两道的，他们既是“猫”，更是“大老鼠”。如果说混迹在社会上的那些瘪三是小流氓，那么租界的那些巡捕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大流氓，黄金荣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既是租界巡捕房的领导人物，更是流氓队伍中的一个大头领。
租界的警卫队伍为什么会这么腐败呢？其实原因也不难想见，那就是这些人对于利益的追逐，而且当时的环境又缺乏对他们种种不轨行为的约束，所以就导致了这些巡捕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比流氓还流氓。当时的租界市民普遍慨叹：“西牢及捕房之私刑，巡捕包探之敲诈，真是人间地狱。”用“人间地狱”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租界巡捕的卑劣行径，可见租界巡捕房的黑暗。那些租界巡捕，特别是外籍的巡捕，对中国市民极尽欺压之能事，其作恶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诸如盗窃、抢劫、敲诈、强奸、走私、贩毒等罪行，租界的巡捕们是无所不涉，可以这样说，当时租界的每一种犯罪类型中都可以找到巡捕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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