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的成长
没有法租界，就没有黄金荣，也就没有后来的杜月笙。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遇上了一个独特的时代，是近代法租界的“好”政策，让他们找到一展身手、筑基立业的土壤。
上海法租界建立于1849年，是法国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租界。法租界的“政府机关”叫公董局，公董局的官员们大多是早期的冒险家。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人对名誉不感兴趣，对建设一个美好新世界更不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的只有一样东西：金钱。
为了狠狠捞一笔钱带回家好好享用，法租界当局挖空一切心思，无视道德，纵容罪行，使本该是负责整顿秩序，维护治安的“政府”成为犯罪的堡垒和同伙。
公董局成立之初，打着开拓税源的幌子，公然允许妓院、花船、赌场和烟馆营业，捕房内特设管理妓女、征收花捐的“正俗股”，以及与鸦片贩子坐地分赃的“查缉股”。
最初，租界对赌场、妓院、花船的捐税率是不固定的，只是命令巡捕们视情况收取。巡捕也一样喜欢钱，顺手贪污一点是很正常的，再加上经营这些业务的老板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茬儿，他们软磨硬泡、东推西挡经常逃税，公董局的头头儿们为收不上来钱十分恼火。看着瘪瘪的钱袋，公董局的头头儿们非常头疼。
不久，法租界当局就惊喜地发现，在法租界，比起这些不顺手的巡捕，有一些人干起这活儿来比较得心应手，就是地痞流氓。他们敲诈起来更加厚颜无耻、花样繁多。
如果结交那些有势力的地痞流氓，把烟税花捐总额承包给他们，那官方就能比较顺利地收到捐税。地痞流氓们当然更乐的有此项美差，以“政府”的名义“合法”的大施泼皮流氓手段，敲些银子花花，何乐而不为？
这样，都有甜头的双方就订立合约，形成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关系，承包的流氓只要按约完税，那么租界不仅允许他们的存在，而且还承担保护他们的义务。于是乎，在这种“好”政策的保护引导下，黑社会的萌芽就在租界内“合法”地成长壮大了。
随着黑势力的羽毛丰满，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竭尽所能地敲诈勒索商家，或者为了争夺地盘，流氓团伙间经常打架斗殴，租借治安大成问题。法租界的洋警察们由于不谙上海风土人情，所以对此常常是束手无措。租界治安一片混乱。
法租界当局不仅不痛定思痛，金盆洗手，反而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与黑势力展开更友好更深入的合作。在法租界当局看来，黑势力都是从社会最底层摸拿滚爬出来的，他们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底细，烟、毒、娼等“事业”不仅不能削弱，最好还要加强，这样才能获取稳定的税源。为了保证正常营业，就必须容纳与他们有着血肉联系的黑社会势力。解决流氓团伙间的矛盾和争斗的最好办法，是培植一股更有能量的黑势力，来震慑摆平各个小团伙。
1892年，法租界决定招收华捕13名，他们的目光就锁定在洋泾滨横行霸道的黑势力小头目身上。
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黄金荣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上了第十三号巡捕牌。（据说，黄金荣能够进入法租界的巡捕房是因为他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为了给不成器的儿子找个出路，就赶紧托邻居陶婆婆的儿子，当时他在法租界当翻译写了一封推荐信，才得以录取。但是，从以后法租界不断的引入流氓小头目来看，我们更相信，是法租界的有意招纳，而他在黑势力团伙中的那点小名气，当过几天县衙门捕快的经历也成了他的一个优势。）
之前的黄金荣虽然是个小有名气的流氓小头目，但是既得看当局的眼色行事，又得防止同道兄弟的黑吃黑，过的是担惊受怕、被人唾骂、见不得光的日子。而当了华捕，不仅有了体面的地位，可以正大光明地出入大庭广众，还可以凭借自己强硬的靠山，吞并其他流氓团伙，扩展自己势力。
就像后来黄金荣在《我的自白书》中写到的：“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这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成为赫赫有名的流氓大亨的起点。
进了巡捕房的黄金荣很快如鱼得水，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阴谋诡计、一肚子坏水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金荣赢得法租界信任的招儿很狡猾。首先，黄金荣以他的结拜兄弟程子卿、丁顺华为帮手，收买一批惯窃老贼，在法租界各处布下眼线暗哨，然后让眼线纠结小瘪三约好作案，事后他向法租界报告说有匪徒作案，然后将作案团伙一网打尽，事情平息后，再设法将眼线保释出来。他的另一个把戏是，出巡时先派小流氓闹事，一见到他，小流氓大喊“黄老板来啦”抱头鼠窜。
有时候，黄金荣还派小流氓在商家开张或者营业正旺的时候故意捣乱闹事，然后，“神勇正义”的黄老板从天而降，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地把小混混们训斥一番。或者是先派人捣乱一番，然后派手下去指点：这事只要黄老板一出面，保管太平无事。走头无路的店主，只有请黄金荣出场，小流氓们果然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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