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就像玻璃瓶中的标本，有着血红色的容颜，有着清晰的纹路。然而如果将其终日浸泡在药液之中永远封存，那么这颗心就只能与世隔绝而百无一用。如果拿着它去辨识、比照和度量万物，那么这颗心就有了科学的使用价值。因此，一颗不经历练的心，只能泛着血红的色泽柔软脆弱，最终落得“孤芳自赏”的尴尬境地。只有心物结合，让世事磨砺那颗素心，才能打开通往成功之路的大门，踏上揭开生命真谛的圣道。
曾经有人问王阳明：“佛家总是讲求养心，但是这个理论却不能用来治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王阳明回答说：“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人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这段话的意思是：佛家提倡的养心和儒家提倡的养心其实不是一回事，佛家的那个确实有点高端，高端到了已经摆脱了尘世的境界，甚至要求断绝一切人间事物，把心当成了一种虚无的幻觉，自然就无法治理天下；而儒家的养心仍然要指向于某个具体事物并且始终顺应天理而为，是很现实的哲学思想，所以才能为现实而用。
王阳明其实给我们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式，那就是“心＋万物=实用派哲学”。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做事要经过心，然后与具体事物相联系，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好看又好用的处事原则，遇到问题也就不会一筹莫展了。
有一个县令是王阳明的忠诚粉丝，每次大师讲课他都亲临现场洗耳恭听。不过有一次，这位粉丝对王阳明说：“先生你讲课讲得这么精彩，但是我平时公务繁忙，没有那么多时间消化你的讲义，这该如何是好呢？”
王阳明回答说：“我可没有让你不去处理公务而研究心学，这本身就是违背心学宗旨的。既然你说自己没时间研究心学，那就不如在处理公务的时候把心学和它联系在一起，这才是我讲的‘格物’。”这位县令听了之后还是茫然无措，于是大师就给他举例子：“打个比方，当你正在审案子的时候，不要因为当事人无理取闹就勃然大怒，不要因为当事人甜言蜜语就喜笑颜开，不要因为当事人托了关系就另眼看待，不要因为当事人哭哭啼啼就心生怜悯，不要因为别人栽赃陷害就信以为真——假如你在审案子的时候能做到排除一切干扰完全听内心的指示，那么审案子就不是一件难事儿了。”
王阳明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在告诉县令要时刻反省自己，不要让心中的偏私影响了其主观独立判断的能力。当这位县令真的能做到这一点时，就已经完成了传说中的“致良知”。所以，即使是像审案子这样的事，只要与内，自的良知相结合，就是最好的心学实践例子。
王阳明虽然是一个喜欢静坐、喜欢思考、喜欢钻山洞的奇人，但是没有人说他脱离现实，也没有人说他腐朽、愚昧、呆头呆脑。因为王阳明和那种书呆子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后者也酷爱读书向往归隐生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心和物相结合，因此修炼的只是单纯的逻辑思维而已，无法学以致用。王阳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变成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利器，其实这就是一种经由万物而致良知的思辨模式，也是心学和佛学之间有很大差别的一个所在。心学强调了生命活泼的特殊体验，虽然这一点和佛家的修炼心法很是相似，但是佛家却不讲究让天理和事物相结合，而只是为了出世或者渡人渡己。相比之下，用出世的心态去做入世的事，就是心学最闪光的亮点所在。当然，这与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王阳明的一生通过对事物的深刻体验和思考真正领略到了“良知”的魅力，也摸索出了一条“致良知”的康庄大道。王阳明认为不讲学就会让圣学不明不白，所以必须用足够丰富的语言阐述清楚才能达到目的。于是，我们看到，王阳明成了大明王朝最风行的“自由媒体人”他通过讲课、研讨、著书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培养了一大批继承了他思想的精英人物。如果不是王阳明如此“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他的心学恐怕传不了几天就会被束之高阁了。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多让心和物相结合，用现实派哲学让你摆脱困境。当你真的能够熟练地把心作用在事上时，估计长眠在九泉之下的王阳明也会露出欣慰的笑脸—因为你用良知指导了实践，也就将心学发扬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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