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仿佛正规实行某种教育原则一般强力地干预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说，以对“恐怖”的绝对准确的定调干预我的生活，使我只在某一种恐怖面前感到真正的憎恶，这种恐怖可以用道德标准来定性：掩盖的想法、掩盖的邪恶，同样，还有隐瞒的疾病以及所有自我忍受而羞于出口的事物，反过来说，我对，比如说，谋杀犯一点都不感到憎恶。相反，我还为谋杀犯当中被关进牢房的人们感到痛苦，倒不完全是为他们本人，更多的是为他们被忽视的慷慨气质，这种气质在注定要失败的行动中戛然而止。我又怎能不用我对待悲剧性气质的偏爱来对待蟒蛇呢？既然在我眼里蟒蛇就是悲剧性气质的完美形象。多亏了它，我对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寄予难以遏制的同情，我觉得这些生物的总体有如一种极为协调的必然，也就是说，它们当中缺少任何一种都足以无可挽回地使总体残缺不全。我对那些人颇不信任，他们胆敢对所谓的“可憎”生物种群作出判断，认为蛇“冷血而不声不响”，猫“虚伪而残忍”，等等。
我认为只有一种人似乎真正属于我对种群的想法，当然，那就是妓女。妓女（我是通过大城市弱肉强食的世界来想象她们的，她们追逐猎物，急不可耐，厚颜无耻地消耗他们，那是她们命中注定的气质）跟谋杀犯一样引起我的赞赏，而且我也为她们感到痛苦，因为她们也遭到同样的漠视。当我的母亲宣称她考虑不准备设法让我出嫁时，巴尔贝小姐立即出现在我眼前，但我一想到，我还有妓院呢，我就感到安慰，真幸运，不管怎么说，还有妓院呢。我把妓院想象成某种破坏童贞的庙堂（我很晚才得知妓院的商业性质），跟我情况相同的年轻姑娘，纯洁无瑕，因无缘结婚而去那里让陌生的男人、跟她们同类的男人揭秘自己的肉体。妓院是一种恬不知耻的庙堂，它应该十分安静，任何人都不该在那里说话，在我的预想中，在那里没有可能说任何一句话，匿名是全面而神圣的。
在我想象里，姑娘们都戴着面罩溜进去。毫无疑问，那是为了得到种群的匿名权，模仿绝对缺乏“个性”的蟒蛇，蟒蛇是赤裸面罩最理想的携带者，它赤身露体，处女般光洁，无邪，只承载着犯罪的责任，而罪恶是从它光光的身体里出来的，有如花儿从枝桠里长出来。妓院漆成绿色，草木绿，蟒蛇的吞噬正是在这种草木绿当中进行的，那也是罗望子树的绿色，罗望子树用它的树荫遮盖着我的阳台，充满绝望的阳台，阳台周边排列着一个个小房间，在小房间里，姑娘们委身于男人，那儿就像某种游泳池，大家在那里洗澡，洗去自己的童贞，去掉肉体的寂寞。在这里，我应该讲一桩童年的往事，这桩往事会进一步证实这种看法。我想，那是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当时十岁，有一天，他让我给他看那是“怎么”长的。我拒绝了。
气疯了的哥哥便对我宣称说，女孩子“不用那东西会死，把它藏起来会闷坏它，还会病得很厉害”。我并未因此而照做，但后来我好多年都生活在一种痛苦的疑虑里，更因为我一直没有让任何人看过。当巴尔贝小姐让我观看她时，我倒从其中证实了我哥哥所说的话。我确信巴尔贝小姐就是因此才变得衰老的，她从未用它们奶过孩子，也从未暴露给男人看过。显然，人们是因为想避免受孤单的折磨才去让人观看自己的身体。凡是使用过的东西，不管怎么使用，比如给别人看，都受到保护。乳房一旦为某个男人所用，哪怕只准他看一看，看清楚它的形状，它的丰满、坚挺，这乳房一旦能够引起男人的性欲，它就会躲过那样的衰退。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便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妓院身上，那是让自己被观看最理想的地方。
蟒蛇以同样鲜活的方式证实了我这个信念。诚然，蟒蛇让我害怕，因为它吞噬，正如巴尔贝小姐深受其害的另一种吞噬让我害怕，但蟒蛇却禁不住如此这般吃掉小鸡。同样，妓女也禁不住去让人看自己的身体。巴尔贝小姐的不幸归罪于她逃避了很专横的自然法则，她未能明白如何让人发现自己的身体。世界也一样，还有我的一生，都面临一条双重的道路，必须作出干脆的抉择。一边是巴尔贝小姐的世界，另一边是专横的世界，不可避免的世界，是那种被认作命中注定的，也就是未来的世界，阳光充足的、灼人的，唱着的，叫着的世界，美丽而难于接近，但要想到达那里，必须适应它的残酷，有如人们必须适应善于吞噬的蟒蛇的场面。我看见我生命的未来世界正在升起，那是生命中唯一能够接受的未来，我看见它在和谐的音乐中，在像蛇伸展身体那样的纯粹中展现出来。我觉得，我一旦认识它，它将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生命会在一种持续而壮丽的发展中浮沉，最后达到终结，有极度的恐惧，也有欣喜若狂，却没有休憩，没有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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