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丹太太
第一章
每天清晨，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毫无顾忌地——恰恰相反——将垃圾箱从大楼小小的内院一直拖到大街上，指望着每天早上都把我们这些躺在床上的人惊吓一番，瞌睡被打断，像她一样。每当她让垃圾箱跳过隔开人行道和大门的两级台阶时，都会发出爆炸一样的喀嚓声，她正是靠这个声音惊醒我们。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的确，在门房职务要求她干的所有活计中，道丹太太最恨的就是这个活儿。而且毫无疑问，向来如此。但是我不相信在巴黎还有任何一个门房会像她那样憎恨得如此坚定顽强——如此过分，必要时可以这么说。任何东西，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缓解这种憎恨，习惯成自然的规律不行（她已经当了十年门房），生活经验和她的年纪也无济于事，连她与清道夫加斯东的友谊产生的强大鼓舞力量都爱莫能助。她每天都要反复思量此事，但她依然如故，深恶痛绝。而且从没有丝毫逆来顺受的意思。她和垃圾箱之间存在的，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正是有了这个，有了垃圾箱，她才能活。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她可能死去。关于垃圾箱，不止出于愤怒，也为了全面的取消。如果说别人有机会表现更惊心动魄的英雄主义，道丹太太，她，可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生活让她投入的主要战斗就在于此。
她没有一天不向某个房客重新证实她对垃圾箱的这种憎恨。她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憎恨理由。这些理由五花八门，而且毫无例外，全部都必然来源于显而易见的恶意。因为她每天都必须维持着它——这种恶意，她就得每天都拿一个房客当做议论资料。不管是谁。全街区最知名的成功人士也好，房客中最受尊敬的、最年长的、最有贡献的人士也好。一般说，谁最后倒垃圾，谁就得当道丹太太的出气筒。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之前，她还能忍耐，但对最后那一位，她必定大发雷霆。在我们圣欧拉利街五号楼存在的一种特殊强制服从正在于此。要倒垃圾就得找挨骂。换句话说，因为人吃饭，所以人还活着，所以人还没有死。等于说，你们找挨骂，因为你们没有放弃吃饭，没有放弃活着，因为人只要不那个，不死，人只要不出门，就会有垃圾，除非让垃圾将自己淹没到窒息，你总得倒垃圾。再说，只要敢，人们一般都是这样回答道丹太太的。枉然。她根本不买这个观点的账。她说我们的理由不是理由，她不想听。
“所有的房客都跟他们的垃圾箱是一路货，”她说，“比起他们的门房，他们全都是无赖。”
假如道丹太太有一次赞同我们的观点，对她来说，而且在她最可靠的帮凶清道夫加斯东看来，那就意味着与她的敌人——房客们永远的妥协。
因此，我们，圣欧拉利街五号楼的房客，我们对拥有垃圾箱的权利，我想说，生活的权利，虽然心照不宣，我们却认为它十分肯定，然而我们的拥有权竟随时随刻遭到质疑。我们当中有几位，最天真的几位，眼看自己跟邻居，比如六号楼的房客相比，竟如此不受尊重，老是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比那些人更为尊贵，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这些人，这些义愤填膺的人正是道丹太太最中意的人，她对这些人穷追猛打最有效果——而且可以肯定——也最快活。
那是极为辛苦的工作，她说，是她那样的年龄难以承受的活儿，之所以极为辛苦，是因为我们并非每天都倒垃圾。假如我们按应尽的义务每天倒垃圾，她解释说，垃圾箱就不至于那么重，她也就可以更容易地往大街上拖。然而，我们总一成不变地回答她说，归根到底，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不一定都在同一天倒垃圾，那岂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每两天倒一次垃圾，或者我们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三天倒一次垃圾，那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道丹太太说，“臭气方面，那不是一回事。再说，别讲什么理由，我自己每天倒垃圾，你们照我办就行了。”
我们又陈述同样的理由。而她却说：
“你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我有把握，就像我呼吸一样有把握。”
我们当中有些人便放弃了争论。我们不再回答她。我并不每天倒垃圾，但我跟她解释了那是为什么，我对她说那有多么困难。当有人的垃圾箱里只有三根葱皮时，要他不等到第二天就把垃圾箱提到楼下，那是很难的。还有，人们也可能健忘，可能拖沓，可能等上一天再去迎战她的雷霆。道丹太太这才知道，有些人真心诚意希望每天倒垃圾，但他们不具备这方面应有的恒心。但愿这些人对此即便没有悔恨，也有那么点羞耻心，然而，人性就是如此……对上述那类房客，她倒可能倾向于将他们与房客群体稍加区别，起码区别于那些热中于强调他们的生存权、吃饭权、呼吸权，进而拥有垃圾箱权等等的人士。就好像问题是在这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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