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着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编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汇编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注：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着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2、135、346、680。）颁布之后，这部着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着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注：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346。）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着第346页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正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只好干脆任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作的正面阐述感兴趣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着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尽管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着作，我觉得，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不作什么修第347页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的答辩的权利。可是杜林先生针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论上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杜林先生后来遭到柏林大学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当然，这所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一所大学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那么如果有人要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硬塞给它，它也就不应当感到惊讶了。（注：杜林（1863年起任柏林大学编外讲师，1873年起任私立女子中学教员）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着作中猛烈抨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1872年）第一版中，他就指责海·亥姆霍兹故意对罗·迈尔的着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因此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女子中学任教的资格。在力学史第2版（1877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1877年）中，杜林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责，言词更加激烈。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执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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