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后记
人生苦短。一个人的著作、译作，都是拿宝贵的生命时光换来的。写什么，译什么，都要考虑是否值得，是否浪费生命，而绝不是随意为之。不知别人是否也这样认为，反正我的看法一贯如此。
翻译夏目漱石的大作《文学论》，需要耗费许多的时日。而且这书是很阳春白雪的、很高端的、很学院派的、完全无法走群众路线的，译出来既不会赚什么钱，也不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但是我还是自以为值得。
翻译《文学论》，首先是因为我对其作者夏目漱石心仪已久，早就知道他在不长的四十九年的生命中，在更短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以其病弱的身体、过人的勤奋、旺盛的思想力与创造力，写出了等身的著作，取得了他人无法超越的成就，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第一人、日本近代文化的代表人物；知道他一生都自觉以自由派的学者与作家身份处世立身，坚持“读自由的书，说自由的话，做自由的事”。他为了这些“自由”，毅然辞去了东京大学的教职，当了自由撰稿人；为了不受政治的束缚，他曾严正“固辞”了日本政府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他一生追求“余裕”的精神境界，守护“则天去私”的人生信条，内不媚权贵、不从俗众；外不媚洋人、不赶西潮，始终特立独行，甚至不怕被人看作“狂人”或“神经病”。我每每感叹像漱石这种人，在日本不多，在中国就更罕见了。
对于漱石的作品，我大学时代就爱读，但当时喜欢的主要是《我是猫》、《哥儿》、《草枕》、《心》等小说。至于他的理论著作，则几乎没有涉及。近年来因为编译《日本古典文论选译·近代卷》，才开始系统阅读漱石的文论，竟有“重新发现漱石”的感觉，更觉得他实在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和文论家。特别是《文学论》，学贯东西，博大精深，新见迭出，过了一百年，如今看上去仍然卓尔不群，真可谓历久弥新。
夏目漱石在序言中称《文学论》是“有闲文字”。相信读者拿到这本书，不管是粗读还是细读，都会相信这不是作者的谦词或自嘲，它确属“有闲文字”无疑。像这类《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世上有很多，但属“有闲文字”的少。有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担当了社会启蒙之责，不是“有闲文字”而是“帮忙文字”；有的是为弘扬某种思想与主义而写，立意宣传教化；有的是为做教科书使用，对学生而言，需要记诵考试，也不是“有闲文字”。只有如漱石《文学论》者，才算得上是“有闲文字”。虽然它当初也被用作大学课程的讲稿，但据说效果不佳。可以想象，像这种慢条斯理的节奏，旁征博引、细致入微以至于繁琐的例举分析，在当时刚刚“文明开化”、匆匆忙忙、熙熙攘攘、追名逐利的日本，如何能引起年轻学生们的兴趣呢？说到底，《文学论》只适合那些真正想要弄懂“文学是什么”的人，在很有“余裕”（也就是“有闲”的意思）的悠闲心境下慢慢去读，才能读进去，才能读出滋味来。
读进去了，你就会发现，在《文学论》中，面对文学，漱石就像一个数学家，丈量文学的长长短短、计算其比例尺寸；像个化学家，化验文学的构成成分；像个物理学家，研究文学的存在方式、运动变化的轨迹；又像个心理学家，对作家与作品做心理分析；更是个美学家和艺术鉴赏家，津津有味地指点着哪里美、哪里不美。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文学而文学，为了求知而求知，此外没有别的功利目的。既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某种“主义”张目，也不是为了言志载道、移风化俗、疗救国民精神，更不是出于遵命或听命，而只是为了说明“文学是什么”。想一想，这样的著作，即便在一贯注重文学理论的中国，究竟有多少呢？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文学论》的价值直到今天也无可替代。读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才能真正明白“文学是什么”，而不是仅仅明白“文学被认为是什么”、“文学能做什么”、“文学做了什么”。所以近些年来，《文学论》被许多人重新认识。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和欧美，许多人常常提到它，研究《文学论》的文章日见增多，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也陆续出现了。
实际上，在我国，漱石文论及《文学论》的价值早就被发现和认可了，并且早有了译本，那就是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张我军先生的译本。一贯赞赏夏目漱石“余裕”主张的周作人，还为那个译本写了一篇短序加以推荐，说了“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原理的书则是茶的研究”之类的话，把《文学论》比作“茶的化学”，就等于把读《文学论》比作“喝茶”，真是一语中的，点出了“有闲文字”的本质，也点出了文学鉴赏的本质。译者张我军是有成就的文学家、翻译家，翻译态度基本上是认真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译本出现了大面积的错译，至于不准确的缺陷翻译就更多了。由于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常常不能到位，只能死译、硬译，涉及古典文学引文的地方，甚至故意跳过去，漏译。加上现代汉语的变迁，那个译本现在看起来已经老化不堪，大部分段落已经莫知所云，难以卒读。但是，在新译本没有出版之前，不懂日文的读者只能读这个中译本；懂日文的固然可以、也应该读日文原作，但原作从内容到表述都相当艰涩难懂，若非老练的读者，真正读懂日文原作恐怕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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