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二月，我的部门里阴云密布、情绪低落。闲聊遭到禁止，或者说，是大家自觉禁止了闲聊。我们在晨衣或者羊毛衫外面套上大衣，茶歇和午饭时间也忙着工作，就好像是在替我们的失败赎罪。那位叫查斯·芒特的文官，平时还算是个乐观沉着的人，在这个月里居然抓起一份档案就往墙上砸，害得我和另一个姑娘跪在地上，花了一个小时才把文件重新归档。我们小组把所有本行业里出现的失误——比如“黑桃”和“氦气”——都算在自己头上。也许他们听了太多反复强调的关于“谨防特工身份暴露”的指令，也许他们一无所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正如芒特反复用各种方式重申的那样，既然我们将在自家门口迎来惨无人道的暴行，那么做如此极度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安排，是毫无意义的。处在我们的位置，我们没必要把他已经心知肚明的事情再跟他说一遍：我们正在对付的这些“小分队”，彼此都没有联系，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按照一篇《泰晤士报》社论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组织最严密、手段最无情的恐怖组织”。而且，即便在这样的日子里，行业竞争依然激烈。平时芒特嘴里总是嘟嘟囔囔，指天骂地，矛头针对伦敦警察厅和皇家北爱尔兰警队，在五处这些说辞就跟《主祷文》一样流行，大意是：对于情报收集或分析一丁点概念都没有的土包子警察，实在是太多了，不过通常他们骂出来的时候，言辞可没那么客气。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的“家门口”指的是从赫德斯菲尔德到利兹之间的这段M62公路。我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里说，如果没有火车司机罢工，五处的职员及其家人就不用坐夜车了。可是，工会里的人并没有杀人。那枚二十五磅重的炸弹给安置在巴士后面存放行李的地方，刹那间就让睡在后座上的整整一家人死于非命，其中有一个是军人，另外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他们的尸体给炸成很多块，散落在公路上，距离长达两百码——这是一份剪报上的说法，芒特坚持要把它钉在告示板上。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只是年纪稍大一点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部门就必须对这件事感同身受。不过，“防止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恐怖主义在内陆蔓延”的任务是不是主要由五处来负责，这一点并不清楚。我们认为，如果当初就定下让五处负责，那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样一想，我们就能高兴点。
几天之后，首相被尚未确诊的甲状腺疾病弄得气火攻心、精疲力竭，上电视发表全国讲话，解释为何要召集一次临时选举。爱德华·希思需要一次全新的委任，他告诉我们，目前我们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谁来主宰英国？究竟是我们自己选出的代表，还是一小撮全国矿工联盟里的极端分子？全国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究竟让希思再来，还是让威尔逊再来？应该选被各种事件压垮的首相，还是选反对党领袖（就连我们这些姑娘都听到传闻，说他不时显露出患有精神疾病的迹象）？这是一场“比谁更不受待见的竞赛”，有个巧舌如簧的家伙在评论版上这样写。每周三天工作制已经延续到了第二个月。天太冷，太暗，我们实在太沮丧了，根本想不明白民主问责制是怎么回事。
对我而言，眼前最大的忧虑是本周末没法去布莱顿，因为汤姆会去剑桥，然后去找我的妹妹。他不想让我来听他朗读。如果知道我在观众席上，他会“垮掉”的。接下来那周的礼拜一，我收到他的信。他用的称呼让我回味许久——我亲爱的唯一。他说他很高兴我没在场。那场活动真是场灾难。马丁·艾米斯很讨人喜欢，而且对流程问题压根就不关心。于是汤姆就得到了压轴的位置，让马丁先上，类似于暖场表演。这是个错误。艾米斯读的是他的长篇《雷切尔文件》选段。这小说既色情，又刻毒，还非常风趣——实在太风趣了，以至于他只能不时停顿，好让读者从狂笑中缓过来。他读完之后轮到汤姆上台，可此时掌声还经久不息，汤姆只好转身退回到昏暗的台侧。人们还在平复笑岔的气，抹着笑出的眼泪。他终于走到讲桌前，介绍“我这三千词的恶疾、脓血与死亡”。他念到一半，甚至父女俩还来不及陷入昏迷状态时，有些观众就退场了。没准人们需要赶最后一班火车，可是汤姆觉得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他的嗓音变得单薄，在几个简单的词儿上磕磕巴巴，念着念着还漏了一句，只好回过来重读。他觉得一屋子的人都讨厌他把刚才兴高采烈的气氛给破坏了。最后听众也鼓了掌，因为他们很高兴这场折磨终于结束了。之后，在酒吧里，他向艾米斯表示祝贺，后者并未报以同样的赞美。不过，他给汤姆买了三倍分量的苏格兰威士忌。
也有好消息。一月份他收获良多。他写的关于受迫害的罗马尼亚诗人的文章已经被《审查索引》录用，关于斯宾塞和城市规划的专论也写完了初稿。那个我助过一臂之力的短篇——《可能通奸》被《新评论》退稿，却被《香蕉》杂志录用。另外，当然还有那部新长篇，不过他不肯透露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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